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市服务业发展指标体系及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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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作品中描写的一些法律事件，既反映法官的裁量权，又表达作者对法官正确行使裁量权的愿望。裁量权虽形成于法官的内心，却是环境、生活经验、社会习俗及个人的性格、感情等的体现。裁量权不仅存在于实体处理中，也存在于法律程序中。

文艺对生活的反映是直接的、（多数的反映）是感性的，它会反映民众的情绪和人们内心的躁动；而法律是理性的，它重在规范人们的行为。文艺作品会把人们心中不够清晰、不够完整、不够自觉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公之于众，成为引发和推动民众打破框框、实现新要求的工具；一旦民众新的要求成为现实潮流，法律就会自觉或被迫变革原有的框框或用新的框框把这个潮流纳入框里。文艺作品中反映的影响法律事件的因素，往往就是对法官产生影响的因素。

真正的裁量权存在于法官的内心，聪明的法官尽可能把内心的活动外化为法言法语

裁量权的发端、定义和运用虽然众说纷纭，但它在司法过程中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三国演义》中，关羽和马谡都立下军令状，关羽本应在华容道上截杀曹操，却因私情故意放走曹操；马谡因刚愎自用（实际上是主观判断失误）失了街亭。若论违反军令状，两人均该判死刑；若论情节后果，马谡是过失犯罪，关羽是故意犯罪；马谡造成的后果是一个战役的失败，关羽造成的后果可能是历史结局的变更。如果要原谅的话，当然要原谅马谡而不是关羽！但实际结果却是马谡被杀了，关羽没有受处罚。“法官”诸葛亮拿到桌面上的理由非常简单：马谡按军令状该斩，而关羽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是“曹操命不该绝”。

诸葛亮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不妨代他想一下：关羽是刘备的铁哥儿们，又是他当时身边屈指可数的猛将，杀关羽既得罪刘备、张飞，他自己也将无将可用，最严重的后果是连自己也可能被赶走；而马谡一介书生，又无背景，且刘备曾特别嘱咐“不可大用”；有无马谡无关紧要，但该次“北伐”失败，上下难免有怨气，必须对大家有个交代，同时也为数十万大军杀一儆百，所以马谡必须得死。

这想法有公有私，虽然基本上是为公的，不是徇私枉法，但也存在“不好讲”或“讲不好”的问题，只是诸葛亮在行使裁量权时心里打的小算盘，这个小算盘是诸葛亮做决断时的真实意思，但却很难拿到桌面上来说的。这就是裁量权的微妙之处：它明明是存在的，却不敢说、不能说、说不清楚！

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不遵守总部的突围路线，自己选择路线也取得了胜利。尽管他取得胜利有功，也可以用“功是功、过是过”为由严厉处罚，但总部领导只是让他短暂下岗，固然是因为总部领导喜欢这员爱将，更重要的是李云龙不是无理蛮干，而是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作出的正确选择，并且确实取得了胜利！如果机械地对李云龙执行战场纪律，观众是不会答应的。

有人认为，裁量的真实理由往往仅存在于法官的内心，而摆到桌面上的往往已不是法官真实的意思。要求法官在裁量时必须说明理由，只能是常常玩“罪无可赦，情有可原”和“情有可原，罪无可赦”的游戏了。这值得商榷。裁量真的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或“此中有真意，得意已妄言”吗？实际上没那么玄乎。

从上面两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裁量的因素无非是大局、环境、各种关系、社会习俗及个人的性格、好恶等方面的平衡，聪明的法官就是尽量把内心这些“不好说”的、虚的东西转化成动机、情节、利害、后果等可以说的法言法语，并选择恰当的角度、方式，把“说不好”的东西说好。这样的判决书既是讲理的，也是生动的。

裁量权不仅存在于实体处理方面，也大量存在于法律程序方面

牛，是农村百姓的大财产，所以涉牛的案件比较常见。文艺作品中反映“审牛”的也较多，如电视剧《法官老张轶事》就专门有“审牛记”的内容；海岩、金凌云的小说《独家披露》也详细写了一起审牛案件。现实中，“审牛”案件也时常出现，这些案件中法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采用DNA鉴定的方法，判定争议牛的归属，当然也不约而同地讲到了鉴定费大大高于牛本身的价值。

在这类案中，法官按程序、按举证责任办事，用最科学的方法取得最正确的结论，可以说无懈可击。但法官均竭力避免启动鉴定程序，原因就是鉴定费用太高，而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太差。所以，他们尽量采用艰苦的调查方法。两种审理方法，前者轻松、保险，但加大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还可能造成当事人之间的积怨；后者对法官的辨别能力要求高，法官的工作量大，还可能有风险，但对当事人的经济有帮助，对修复乡邻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好处多多。选择哪一种审理方法，法官有裁量权，他的选择也反映了他的司法理念和认知水平。

还有，是否同意进行精神病鉴定、是否同意某个证人出庭作证、是否同意当事人的调查申请等等，都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实体处理，虽然法律法规和法院内部的操作规程已尽量作出规定，但法官仍有大量的裁量空间，这就需要法官具有公平正义的理念和能力，这个能力不仅表现在对证据的取舍上，也表现在对司法成本和社会效果是否合情合理的把握上。

公正是裁量权的终极目标，也是裁量权适当与否的最高标准

《追鱼》是一个越剧名篇，讲的是相府千金金牡丹从小与张珍订有婚约，后因张珍家道中落，只身投靠金家，并欲与金牡丹成婚。金家嫌贫爱富，意欲悔婚，故要求张珍在相府碧波潭畔的草庐读书，若不能考取功名，就以“金家三代不招白衣婿”为名解除婚约。

碧波潭千年鲤鱼精为张珍身世所感，化作金牡丹与张珍约会，两人情投意合。后真假牡丹相见，乱作一团。金牡丹之父金宠无法识别真假牡丹，请开封府包公察断；鲤鱼精亦请乌龟等水族精灵化作包公一行到相府。于是，相府内真假牡丹和真假包公齐聚一堂。

包公故意拷打张珍为试探，真牡丹冷漠无情，幸灾乐祸，假牡丹心如刀绞，泪如雨下。于是包公判定：哭的是假，不哭的是真。但假包公判定：哭的是真，不哭的是假，摆出的理由是：“有情便是真，无情便是假！”

包公虽对牡丹真假已明知，但因金家势利悔婚，他不愿助纣为虐，遂拒绝裁判离去。

在《追鱼》这个案件中，包公既然已经受理并审理了案件，却拒绝作出裁判，查明了真相却不惩罚“扰乱公民家庭安宁和社会秩序”的水族精灵，这既违反了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的原则，也违背了法官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执法要求，超出了法官裁量权的范畴。

但包公的行为不但没有被大众指责，反而被称赞——也就是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说明，包公在这里虽然违反了一般法律原则，却维护了公正这一法律的核心原则！从来没有一部法律会授权法官在法律框架之外进行“自由裁量”，但丰富的社会生活逼得法官（法院）根据法律精神裁量一些案件，这才是裁量的最高境界，法官应把公正的终极目标摆在法律适用的首位。

裁量权必须受到约束，不受约束的裁量不是法律的福星，而是法律的灾难

现实生活千变万化，法官的应对亦千变万化。裁量权存在于法官从程序到实体、从定罪到量刑的整个审理过程中，使冰冷呆板的法律变成富有精神内涵的鲜活具象。这就是计算机不能代替法官的原因。裁量权如此重要，就必须给它戴上“笼头”，不受约束的裁量权不是法律的福星，而是法律的灾难。

《三国演义》里写了曹操杀杨修的案例：杨修从曹操发布的口令里判断曹操要撤军，就叫随行人员收拾行李，被“司令官”夏侯??⑾郑?谙暮??淖肺氏拢?钚藿擦俗约旱牟虏猓??⒚挥薪ㄒ橄暮??萌??沾税炖怼Ｆ??檬碌南暮??铝钊??帐靶欣钭急赋吠耍?愕梅蟹醒镅铮?蚨???瞬懿佟２懿倭⒓匆浴叭怕揖?摹蔽?缮绷搜钚蕖?br>
杨修只不过是一个参谋、干事之类的非军事人员，他没有部队，只有寥寥几个勤务人员，他这几个人收拾行李是谈不上扰乱军心的；夏侯??蔷?轮鞴伲?彩茄钚薜牧斓迹??胁慷幼急赋吠说谷肥等怕伊司?模?⑶以斐闪搜现赜跋臁Ｕ饫铮?钚匏淙皇钦厥抡撸??皇侵饕?鹑稳耍?蟛涣送铣鋈ゴ蛞欢倬?骶涂梢粤耍?恢劣诹⒓凑妒住Ｕ嬲??褐饕?鹑蔚氖窍暮???懿俣源艘裁靼祝?魇埔惨??暮??妒祝??婕唇枳拧爸诮?婷狻钡奶ń撞挥枳肪浚??桓龃Ψ侄济挥懈??br>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黑龙江省农业植物检疫实施办法》的决定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８日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七号）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对《黑龙江省农业植物检疫实施办法》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在实施检疫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进入车站、机场、港口、邮局、仓库以及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存放、试种场所实施检疫和检疫监督，并依照规定采取样品。
　　（二）查阅、复制、摘录与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有关的合同、货运单、发票、检疫单证等。
　　（三）查询与植物检疫违法案件有关的人员，并提取证据。”


　　二、原第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在发生疫情的地区，植物检疫机构可派人参加当地的道路联合检查站；发生特大疫情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植物检疫检查站，开展植物检疫工作。”


　　三、原第九条修改为：“调运植物、植物产品，属于下列情况的，必须在调运前十五天向当地植物检疫机构报检，实施检疫：
　　（一）列入实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的，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必须经过检疫。
　　（二）凡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论是否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数量多少、以何种方式运输、邮寄，必须经过检疫。对可能被检疫对象污染的包装材料、运载工具、场地、仓库等应实施检疫；已被污染的，托运人应按植物检疫机构的要求处理。”


　　四、原第十条第（二）项修改为：“调往省外的，调出单位和个人按调入省植物检疫机构提出的检疫要求，向所在地植物检疫机构报检，经检疫合格后，由省植物检疫机构或其授权的植物检疫机构签发植物检疫证书。但调往省外繁育基地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必须经省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并签发检疫证书。”


　　五、原第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内植物检疫证书，由省植物检疫机构按农业部制定的格式统一印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翻印。”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对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交通运输部门和邮政部门凭植物检疫证书（正本）承运或收寄。植物检疫证书应附在托运单或包裹单上随货运寄，最后递交收货单位或个人。到货地点的交通运输部门和邮政部门发现未附植物检疫证书（正本）或货证不符的，应通知收货单位或个人补办检疫手续，凭植物检疫证提取。”


　　七、原第十四条修改为四条，作为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１、“第十六条　在植物检疫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２、“第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植物检疫机构责令纠正，可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负责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报检过程中谎报受检物品种类、品种，隐瞒受检物品数量、受检作物面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处以一百元至五百元罚款；不按植物检疫机构的要求处理被污染的包装材料，运载工具、场地、仓库等，处以六百元至四千元罚款。
　　（二）擅自调运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处以货值的５％至１０％的罚款。
　　（三）擅自从国外引种，或引种后不在指定地点种植或不按植物检疫机构的要求隔离试种的，处以二千元至一万元罚款。
　　（四）在调运过程中，擅自开拆检讫的植物、植物产品封识或包装的，调换或夹带其他未经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处以二百元至二千元罚款。
　　（五）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殖物检疫的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的，对当事人处以一千元至八千元罚款，并没收单证、印章、标志、封识。
　　（六）违反本实施办法规定，引起疫情扩散的，处以一千元至八千元罚款。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对违反本实施办法规定调运的植物和植物产品，植物检疫机构有权予以封存、没收、销毁或责令啊改变用途。销毁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罚没款全部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３、“第十八条　植物检疫人员在植物检疫工作中，交通运输部门和邮政部门有关工作人员在植物、植物产品的运输、邮寄工作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４、“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植物检疫机构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植物检疫机构的上一级机构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法强制执行。”


　　八、将实施办法中的“省农牧渔业厅”修改为“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此外，对条文顺序和文字做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本决定自成布之日起施行。
　　《黑龙江省农业植物检疫实施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