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九江市行政奖励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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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思维和道德思维之实证分析与思考——以胡斌交通肇事案为观察视角

张闪闪


　　2009年度一时沸沸扬扬的胡斌交通肇事案，随着一审法槌落定之声的远去和时间的推移，似乎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脑海，不再是街头巷尾的热议和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此案某些东西却潜伏到了每一个人心中，刻录到每一条神经里。作为一个职业法律人，此案留给了我们诸多法律上的思考，值得从法理上进行分析和探讨，本文试图从法律思维和道德思维的角度，对案件作一次分析和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2009年5月7日晚，被告人胡斌驾驶经非法改装的三菱轿车，与同伴驾驶的车辆严重超速行驶并时有互相追赶的情形。当晚20时08分，被告人胡斌驾驶车辆至文二西路德加公寓西区大门口人行横道时，未注意观察路面行人动态，致使车头右前端撞上正在人行横道上由南向北行走的男青年谭卓。谭卓被撞弹起，落下时头部先撞上该轿车前挡风玻璃，再跌至地面。事发后，胡斌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谭卓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20时55分因颅脑损伤而死亡。事发路段标明限速为每小时50公里。经鉴定，胡斌当时的行车速度在每小时84.1至101.2公里之间，对事故负全部责任。
　　杭州西湖区人民检察院经认真、全面审查后认为，胡斌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严重超速行驶，造成了被害人谭卓死亡的重大事故，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向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①
　　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名提起公诉后，遭到公众质疑，认为胡斌在繁华地段飙车致人死亡，已构成“危害公众人员的安全”，应该定危害公共安全罪。公众甚至因为检察机关将案件性质定为交通肇事而引发了对公权力和司法是否公正的质疑，产生了金钱收买法律，资本俘虏正义的疑问。
　　公众与检察机关为何对案件定性产生如此大的偏差？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从两者思维方式的角度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众都是基于道德思维，而法律人的思维则是从程序、证据的角度入手思考问题，是一种法律思维。
　　所谓法律思维，就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一个人选择用法律来思维，他就会把合法性作为第一位的考虑因素，把其他作为第二位的考虑因素。在运用法律思维中，必须遵循一些原则：第一条规则：合法性优先于客观性；第二条规则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第三条规则是形式合理性优先于实质合理性；普遍正义优先于个案正义；第四条规则是理由优先于结论；最后一条是法律思维的逻辑线索。② 道德思维，就是首先考虑道德上的善恶因素，将善恶作为评价的标准。
　　因为法律对职业法律人是有要求的，所以他们不能够像非专业人士那样考虑问题，他们的思维和大众的思维有所不同，他们的背后有一个支撑他的理论。③ 简言之，民众的思考是大众主义的思考，是主要建立在善恶道德基础上的评判；而职业的思考、法律人的思考则是以职业主义为原则，是主要建立在法律、事实和证据基础上的评判。
　　对于胡斌案，检察机关最终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讲，正是建立在法律思维上的，下面我们就用法律思维的三条规则来逐条讨论，从而对案件本身与法律思维和道德思维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一条合法性优先于客观性。所谓的合法性，就是作出的结论必须与法律的内在逻辑一致，也就是说，结论通过法律的思维方式能够推导出来的。客观性就是作出的结论必须与外在的客观事实一致。最理想的当然是结论既合法又客观，只可惜，在胡斌这个案子里，检察机关作出的结论，即以交通肇事罪起诉与外在的客观事实：民众群情激愤要求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检察机关是迎合民众，做人民满意的公诉人？还是坚守法律思维的底线，认定合法性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而虔诚地匍匐在合法性面前？答案是肯定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力求客观公正，在诉讼活动中，为了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检察官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而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不偏不倚地全面收集证据，审查案件和进行诉讼。通过独立的法律思维来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为人民服务，但不是讨好民众，检察机关有权力作出不被民众所欢迎的结论，只要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法律事实和程序正义之上的。合法性高于一切，这就是法律思维的特点。
　　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起诉，庭审中被害人诉讼代理人、被告人辩护人对此均不持异议，而一些社会舆论认为胡斌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何胡斌的案子会被民众提高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他与酒后驾车、超载等行为有何异?南京一起酒后驾车就连撞了9人，这个危害也绝不亚于超速行驶。民众对检察院以交通肇事起诉为何如此群情激愤？从思维的角度讲，主要是民众运用的是道德思维。在这里，人首先被分为好人和坏人，评判者主要用情感去体味和拥抱对象。这种思维使得胡斌处于不利的境地，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胡斌作为富商后代，是个有钱人。而在传统中国老百姓眼里，商人都是奸诈的，所谓“无商不奸” ，“富二代”的胡斌难免被众人想像成“骄奢淫逸、惹是生非之徒”。通俗的讲就是不是好人。而肇事者与受害人家属达成的一百多万的民事赔偿费，更让民众产生质疑，认为是金钱战胜了法律，资本俘虏了正义。二是受害者刚巧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品学兼优，而不是什么贪官污吏奸商巨贾。这一种身份在朴素的民众心中自然而然成为令人同情的“好人”。当“坏人”杀死“好人”时，民众的关注度和同情度都会上升，对社会贫富悬殊的忧愤不禁渲泄。民众对刑事案件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和高度关注，应该说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中国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但是，正是我们要依法治国，要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能用道德思维去主宰一个人的法律命运，按法治的要求，雷锋和周扒皮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有有罪无罪之别。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是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检察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胡斌平时喜欢开快车，但其认为凭自己的驾驶技术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案发当晚，胡斌在超速驾车过程中未违反交通信号灯指令，遇红灯时能够停车，肇事时没有注意观察前方路面情况而撞上在人行横道上行走的谭卓，撞人后立即踩刹车并下车查看谭卓的伤势情况，随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以及122报警电话，并留在现场等候处理。
　　这一系列行为反映了胡斌主观上既不希望事故发生，也没有放任事故的发生，对谭卓的死亡，他内心是持否定和排斥态度，是一种过失的心态，因此，胡斌的行为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条规则：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这条规则对于民众来说有点违反常识，不容易接受，而这恰恰是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一条思维准则。胡斌撞死了人，理所当然“一命抵一命”，不判死刑也得是个10年以上有期或是无期的，只要是罪犯得到了严惩，结果顺应民心那就是好的，是公正的，而不去关注程序怎么运行，是否合法，这就是典型的道德思维，民众把法律问题当成道德问题思考了。社会正义首先是制度的正义，而制度的正义首先存在于法律制度的正义。民众的正义是一种丛林正义,梁山好汉式的正义，他不考虑也不受任何程序的限制，这与司法正义是格格不入的，最终只能是造成乱治，司法公正是一种不完美的公正，是一种有限的公正，即以程序正义为前提来追求实体正义。道德思维是一种生活思维，而法律思维是一种技术思维，它存在于一个不同于生活空间的法律空间里。这个空间的三个维度是法律程序、法律职业和法律品质。法律程序是使法律空间区别于生活空间的第一个维度，从诉的提起开始（具体权利要求的设定），经过争议之点在法律意义上的形成（要件事实的确立）、证明和辨论以及上诉等阶段到达判决的确定，具体案件的处理可以视为一个“法的空间”形成过程。程序正象一条人造的渠道，把奔腾的生活之流引导到自己的空间里。这种独特的思维使得完整的“法的空间”得以构成，促使理性和正义的形成。④
　　我不敢说在胡斌这个案子里，每一道程序完完全全是真相和正义，没有一点受金钱权力、道德舆论影响的痕迹，但是，至少，从程序上来说，从公安机关的侦查到检察机关的审查提起公诉，再到法院的判决，都是按照程序办事的，没有恣意和操纵的行为。“检察官应尽力求真实与正义，因为他知晓，显露他（片面打击被告）的狂热将减损他的效用和威信，他也知晓，只有公正合宜的刑罚才符合国家利益。⑤
最后一条规则：法律思维的逻辑线索，这是法律思维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即法律思维必须以权利义务分析做为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线索,换句话说,权利义务分析应该是一条贯串始终的红线，可以说，法律思维就是权利义务分析。法律问题就是权利义务问题，合法性思考就是通过权利义务的分析对各种行为、利益、请求，期待做出合法性评价。检察机关作为职业法律人，以理性和中立客观冷静地分析犯罪嫌疑人胡斌和原告之间的权利义务，明确他们两者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没有“好人”与“坏人”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凡是被告享有的权利，都予以明确告知和充分体现，诸如申请回避、委托辩护人等，对于被告和原告之间达成民事赔偿协议，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对于民众认为即使胡斌是交通肇事，其也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检察机关认真对照法律条文，根据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1、死亡两人或者重伤5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2、死亡6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60万元以上的。因此，胡斌的行为不符合司法解释关于交通肇事罪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具体规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也不能认定胡斌交通肇事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充分保护了被告在法律上的权利，使其接受法律所要求其履行的合法合理义务。
　　综上可知，之所以在胡斌这个案子里，检察机关与民众在定罪量刑方面会存在反差，主要原因在于两者之间的思维方式不同，检察机关作为职业法律人，更多的是从法律思维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民众更多的是从道德思维的角度来认识问题的。对于民众在这些刑事案子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关注和热情，应该是值得称颂的，法治社会离不开全体民众的全面理解和积极参与。可以说，法治化这一“化”能否“化”好，市民的总体素质至关重要，但是片面单一的“道德思维”却与法治化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有必要引导市民普遍形成“法律思维”的习惯，引导人们把“合法性”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作为判断一切有争议行为、主张和关系的必要标准，只有“法律思维”普遍形成，法治化才不会是“空中楼阁”。民众只有以“理性”作武器，才能使他们的质疑掷地有声，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希望我们的民众在面对类似的问题时，面对争议点时，能保持理性，不至于让道德情怀过于强烈而湮灭了理性的法律思维。
　　检察机关在处理案子时，要时刻谨守法律思维的逻辑，但除了法律思维外，也应该综合运用道德思维，检察官执法的依据理所应当是法理。但是，俗话说得好，法理不外乎人情，正义的法理本就应该是对情理的合理反映和体现，在对一些疑难问题往往用法律进行评判存在歧义而难以定夺时，情理则往往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的背后就是生活，生活必有人伦，生活脱离不开芸芸众生的常识常情常理。为司法正义代言人的检察官，一定不可让高墙遮挡睿智的目光，要忠诚的匍匐于合法性的法律思维中，也要深情注视围墙之外生活的沃野，到那里去寻找正义的支撑点。
　　本案仅是一个职业法律人从法律思维的角度作了一些分析论证，呼唤民众更为理性的思维，也呼唤我们的司法更为公正和权威。

作者单位：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电话号码057583111379
电子邮箱：zhsshz19@yahoo.com.cn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1991年7月27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6月30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四条修改为：“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持有驯养繁殖许可证。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依照国家规定办理；驯养繁殖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向县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野生动物的来源、饲养场所和设施情况等材料，经县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后，报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发证。”

二、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出售、收购有益的或者有价值的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经营单位，必须在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核定的经营野生动物限额指标内进行。”

三、第二十四条修改为：“运输、携带国家或者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出县境的，必须向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特许猎捕证、狩猎证或者驯养繁殖许可证，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缴纳证明，经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从事运输、携带活动。”

无批准证明的，铁路、交通、民航、邮政部门和其他营运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受理。

四、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外国人在我省境内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拍摄电影录像，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执行；对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上述活动的，必须向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护照和能够说明活动时间、考察及拍摄内容的书面材料，经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外国人在我省境内从事狩猎活动，必须在经批准的对外国人开放的狩猎场所进行，并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五、删除第二十八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下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的水生野生动物以外的其他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适用渔业法和省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 凡在我省境内从事野生动物保护、驯养繁殖、开发利用活动，必须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办法。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简称野生动物主管部门，下同）分别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
环保、工商等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权限，配合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做好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乡、民族乡（含镇，下同）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二章 野生动物保护

第五条 野生动物资源及其生存环境的保护，实行省、市、县、自治县、乡、民族乡人民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
第六条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为准；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及其调整，由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制定，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报国务院备案；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简称有益的或者有价值的野生动物，下同）名录及其调整，由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
对未列入名录的新发现的野生动物，暂按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并逐级上报，经鉴定批准后公布。
第七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自然保护区或者国家、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繁殖地排放污水、废气，堆放垃圾，使用有毒、有害药物，制造噪音，捣毁其卵、巢、穴、洞以及实施其他破坏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行为。
第八条 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应当将本办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较集中的栖息地、繁殖地划为禁猎区。
第九条 在自然保护区、禁猎区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或者修建工程设施的，必须征得省以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同意。
建设项目对国家或者省重点保护野生劝物的生存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二条规定执行。
第十条 国家或者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受到自然灾害威胁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拨付救灾款项，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抢救并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发现病、伤、搁浅、误入海湾（河叉）或者误捕国家、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应当立即报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并采取措施进行抢救。
第十二条 因保护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三章 野生动物管理

第十三条 各级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野生动物资源的调查，建立野生动物资源档案，掌握野生动物资源增减情况。
对野生动物资源的调查，实行十年一次普查和不定期抽查制度。
第十四条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持有驯养繁殖许可证。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依照国家规定办理；驯养繁殖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向县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野生动物的来源、饲养场所和设施情况等材料，经县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后，报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发证。
第十五条 对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必须加强管理，防止其出逃或者因患病而形成疫情。因管理不善造成人员伤亡和其他损失的，由驯养繁殖单位和个人负责赔偿。
第十六条 禁止猎捕、杀害国家或者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捕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经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审核，向国务院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猎捕国家二级或者省重点保护动物的，必须向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
猎捕有益的或者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实行猎捕量限额管理。猎捕者必须向县以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申请狩猎证。
第十七条 市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可以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禁猎区以外的地区划定狩猎场，并报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县以上野动物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当地野生动物的资源情况和繁殖期，规定禁猎期，并报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猎捕者必须按照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和方法进行猎捕。
猎捕者不得在禁猎区、禁猎期内猎捕野生动物。
第二十条 禁止使用下列工具、方法猎捕野生动物。
（一）军用武器。
（二）地枪、暗箭、排铳；
（三）炸药（含自制火药）、毒药；
（四）绝后窑、阎王议、大踩夹子、大吊食、捉脚。
（五）火攻、烟熏、电击；
（六）掏窝取卵；
（七）歼灭性围猎、砍树放趟子；
（八）鱼鹰猎捕；
（九）其它灭绝性、破坏性猎捕工具、方法。
使用体育用枪猎捕，必须经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使用猎犬猎捕，必须具有防疫部门核发的检疫证和公安部门核发的养犬证。
第二十一条 猎枪及弹具的生产、销售和使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禁止出售、收购国家或者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等特殊情况，需要出售、收购、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执行；出售、收购、利用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必须经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
驯养、繁殖国家或者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凭驯养繁殖许可证向政府指定的收购单位，按照规定出售国家或者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
第二十三条 出售、收购有益的或者有价值的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经营单位，必须在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核定的经营野生动物限额指标内进行。
第二十四条 运输、携带国家或者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出县境的，必须向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和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缴纳证明，经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从事运输、携带活动。
　 无批准证明的，铁路、交通、民航、邮政部门和其他营运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受理。
第二十五条 出口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进出口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所限制进出口的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取得允许进出口证明书；进出口（含交换、引种）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必须经当地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同意，报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六条 禁止转让、倒卖、伪造驯养繁殖许可证、特许猎捕证、狩猎证和允许进出口证明书。
第二十七条 外国人在我省境内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拍摄电影录像，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执行；对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上述活动的，必须向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护照和能够说明活动时间、考察及拍摄内容的书面材料，经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外国人在我省境内从事狩猎活动，必须在经批准的对外国人开放的狩猎场所进行，并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第二十八条 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和办法，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九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者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给予表扬或者奖励：
（一）检举揭发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办法行为有功的；
（二）抢救或者驯养繁殖野生动物事迹突出的；
（三）对野生动物的科学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
（四）在保护、管理野生动物的其他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
第三十条 对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工具、方法猎捕野生动物的，由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按照猎获物指导价格二倍至五倍的金额处以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特许猎捕证、狩猎证或者未按照特许猎捕证、狩猎证规定猎捕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有价值的野生动物的，由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没收猎获物和违法所得，并按照猎获物指导价格二倍至四倍的金额处以罚款，可以没收猎捕工具、吊销特许猎捕证、狩猎证。
第三十三条 破坏国家或者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的，由野生动物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根据破坏和恢复的程度，可以并处二百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售、收购、运输、携带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以按照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指导价格二倍以下的金额处以罚款。
没收的实物，交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非法进出口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转让、倒卖、伪造驯养繁殖许可证，特许猎捕证、狩猎证或者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的，由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证件，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百元至四千元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处罚。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罚款和没收实物的变价收入，一律上缴同级财政。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指导价格，是指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会同省物价行政部门制定的野生动物价格。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分别由省林业厅、省水产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公布的《辽宁省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