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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立法助理制度的移植

向品

摘要：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美国首次建立了立法助理制度。这一制度带来了立法效率、立法质量的提高，使得立法机关的权力增强。在我国当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局势日益复杂，对立法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在深圳、重庆等地相继出现了立法助理制度。由于这一制度才刚刚显出雏形，有必要对它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使它趋之于完善。
关键词：立法、立法助理、人大代表

立法助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立法助理(LegislativeStaff)是协助立法机关及人民代表履行立法职责、完成立法工作的具有立法专门知识的人员。狭义的立法助理专指议员个人立法助理，负责为议员草拟法案，撰写演讲稿，分析法案，对政策提出意见，准备工作剪报。按照此种定义，我国现存的立法助理应该做狭义上的理解，因为我国目前的立法助理都只是为中央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提供法律专项服务。因此，下文中提到的立法助理均指狭义上的立法助理，而且鉴于我国立法体制的复杂性，此文仅就人大及委员会立法进行分析，而不涉及授权立法。
一、国外立法助理制度
美国是较早建立立法助理制度的国家。早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国会就已着手雇佣助理人员。至1840年，国会在繁忙之际，得雇佣计时或临时性的助理。1856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首次雇佣了永久性助理，其他委员会也相继效仿。到1891年，众议院委员会立法助理已达62人，参议院也达41人之多。1924年，国会通过了第一个立法支付法案，授权拨款给所有的立法助理。1946年的立法改组法明确把委员会助理和个人助理分开。1975年参议院第60号决议案，专门规定了专家助理的地位——委员会内专家助理人员，不能从事委员会以外的工作，也不得将非属于他们职务的工作加诸其上。从1955年以后，为适应立法发展的需要，美国大大增加了其立法助理的人数和经费。立法助理依职责不同可分为五种：①行政助理，其职责是代表议员同利益团体、选民及游说者协商、谈判、控制行政机关人事任命的承认权和掌握政治动向；②立法助理（狭义的），负责为议员草拟法案、撰写演讲稿、分析法案、对政策提出创见，准备工作简报；③个人秘书，其职责为协助议员安排每日的工作，提出注意事项和各种忠告；④各案工作者，其职责主要是为议员从事服务于选民的工作，如接听电话、回信、解答问题、协助选民与行政机关沟通等；⑤新闻助理，负责撰写每月的新闻稿、准备演讲词、发布消息、答复记者提问等。【1】
立法助理制度之所以会在一些国家应运而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时代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加剧，新型社会关系不断涌现，需要立法的事项日渐增多。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要求不断提高，立法机关难以胜任，不得不寻求专家或学者的协助。
2.议员对繁忙的职责应接不暇。国外议会中，尽管很多议员属科班出身，但受专业之限，仍难辨析所有社会现象。此外，他还要同利益团体、游说者协商、谈判，控制行政机关人事任命的承认权和掌握政治动向；要与本选区和选民保持经常联系，接受他们的质询并作出回应……繁重的职务常常使他们疲惫不堪，虽竭尽全力地面面俱到，但工作效果却很难令人满意。
3.行政权力的扩张。行政权的过度膨胀使得行政机关广纳专才，并凭借自身专业优势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这严重削弱了立法机关的立法功能。为了保持政治结构中的平衡，立法机关也必须采取应变性措施。
立法助理制度自创始以来，便以其合理性为多国效仿。笔者认为，在于它有以下作用：
1.有利于提高立法的效率。
要制定一部法案，往往需要经过立法准备、立法预测、提出草案、讨论和审议等阶段，其间要耗去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再加上议员职务繁忙，可能会使这一过程拖得更久。而现代社会生活瞬息万变，立法本来就有滞后性，如果再任由立法过程的无效率性，往往会使得这部法“天生畸形”。立法助理的加入一方面可以分担议员的部分工作，另外他们还可以起草法案，从而立法所需时间减少。
2.有利于提高立法质量。
一方面，立法效率的加快可以使法律尽量与变化着的社会实际相一致；另一方面，立法助理以其专业性和对社会现象的敏感向立法者提出中肯建议，有利于立法质量的提高。
3.有利于充分发挥议会的立法作用。
如前所述，当今社会生活日趋复杂，议会经常将许多重要法规的制定权授予有专业优势的行政机关，使得后者的权力日益膨胀，前者功能衰弱。立法助理制度的建立使议会的立法能力得到加强，有效地抑制了行政机关的权力扩张。
4.有利于广开言路、提高立法的民主化程度。
西方国家的立法助理经常受议会委托到选民中去，如答复本选区或本州选民的电话、电报和信件；接见来访的选民；解决选民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等。这样，就能使议员同其选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倾听选民的呼声，促进法律的民主化程度。
二、在我国建立立法助理制度的原因
2002年初，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与19名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法律专业人士签定协议，使他们成为我国首批兼职法律助理。同年9月，成都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尝试建立立法助理制度，为统一审议人员形式审议权提供服务。”立法助理制度在我国的出现并非偶然，除了前述原因外，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大代表的素质与适格立法者的要求是不能等同的。
学者周旺生在其《立法学》一书中写到：立法者应当“能认清并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进行立法，同时又能积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能以立法的方式改造事物，而不至于仅仅成为呆板、消极、被动的实际生活的缮写者。”“要有较高的甚至很高的文化素养，有必要的法学知识和理论水平，特别是有必要的立法知识和理论水平，有较强的甚至很强的写作能力和立法语言文字组织能力。”“立法人员的基本作用就是按实际需要完善以往制定的法，其中包括法学家们在不断的研究中发现的有缺陷的法典。”他们是从适当的人员中挑选出来的，最好受过高等教育。【2】
人大代表的素质当然要以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和有关专业知识为基础，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代表需要有体察民情、为民请命的精神。全国人大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有的虽是法律专家或其他方面的专家，但在会上却很少发言，或者发言时也最多表表态而已。而有的代表并不是什么专家，但总是勇于发言，并能提出不少真知灼见，敢于为民众之事大声疾呼。所以，有没有代表的责任、有没有对民众的责任、敢不敢表达民众的意志，才是最重要的代表素质。【3】目前，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及部分地区的人大常委会对其组成人员提高专业素质作了安排【4】，目的是为了使实现二者素质的最大契合。然而，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故而建立立法助理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可能有人会说，我国立法机关按现行体制都设有办事机构。如人大的办公厅、工作委员会，另外各专门委员会还设有自己的办事机构（办公室）。这些办事机构，除为立法机关及其组成人员开展活动提供行政后勤服务外，还为立法机关及其组成人员审议法律法规草案，提供专业协助，帮助具体事物的处理。所以立法机关的办事机构往往配备一些具有某方面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从现状看，一般都配备法律、经济、中文等方面的人才，有的还配备了农业、环保、哲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从其功能上说，实质上也是一种立法助理，在如果再建立立法助理制度不是多此一举吗？笔者认为，两者固然有共同点，但也存在一些区别。其中最主要是向委员（议员）提供服务的形式或方式不同。某些国家所实行的立法助理制度，主要是以为委员（议员）提供个体服务为特征；而我国目前在立法机关内部配备的立法专门机构与人员，则主要是为立法机关立法工作提供集体服务的。这些内设的立法机构与人员，为委员提高审议法规草案深度与效率发挥了显著有效的“助理”作用。
三、立法助理制度的建立
（一）专职与兼职相结合
专职立法助理应通过国家正式考试，试用合格后，方可聘用。报考人员除具备一般公务员的报考资格和条件外，还应具备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系统研学过立法学，具有5年以上实践经验，方可报考。兼职的立法助理一般应由法学方面有较深造诣的专家学者或者某一方面有专长、又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担任，发挥临时立法助理的功能，主要负责特定法律草案的专业性和可操作性的把关问题。特别是遇到专业性强的立法问题时，可以组织其参与讨论，同时兼有收集各方意见和反馈信息的义务，法律对此应予以确定。【5】
（二）配备管理方式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省级和有立法权的市级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人配备1—2名立法助理；省级和有立法权的市级人大常委会的主任、副主任配备2—3名立法助理，其他人大代表可以代表团为基础，为每个代表团配备立法助理4—8名。
（三）待遇
专职的立法助理，其性质应属国家公职人员，因此，应按照国家公职人员的管理办法进行录用、考核、奖惩等，工资也应参照同等级别的国家公务员标准从国库拨款进行发放；兼职的立法助理，应当在订立聘用合同时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工资则由双方协商确定。只有保证立法助理的利益，保证立法助理的工作条件，禁止立法助理从其他途径获取立法活动的经费，才能从一定程度上保证其中立性。
所有费用应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由财政拨款解决。【6】
（四）监督
在西方国家，立法助理制度的建立，本意是为了协助议员搞好立法工作，提高民主政治的质量，但由于议员对立法助理的过于依赖和立法助理在议员之间，议员与委员会之间，议员与政党之间起着沟通交流的作用。因而立法助理地立法机关的某些活动往往举足轻重。在有的西方国家，立法助理已不仅仅是议员的助手，而成为“议程的安排者”、“政党的创议者”、“政策的妥协者”、“议会的首席调查员”和“法律的制定者”。在这些国家，几乎每个法案的通过都是助理们的杰作，立法助理成为“隐形政府”，议会内的许多重要决策是在助理与助理之间协商谈判而达成的，而议员间的共识、妥协，也是以助理为基础的，议员在决策中的作用不过是立法助理的代言人而已。【7】
为了避免这些现象的发生，就必须对立法助理进行监督。主要是对其在行使职务的程序上的监督。至于监督的主体应是所在部委的主要负责人。
四、结语
文末，笔者突然想到立法的权力来源问题。依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那么立法助理行使的是什么权力呢？笔者认为，既然他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不是人大代表，就必然没有立法权。法律地位上，他是国家公务员，而实质上则是人大代表的私人助理，主要负责提供有关法律咨询意见和相关工作建议。

参考书目：
【1】【7】池海平、巢容华著：《立法学》，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244，245页
【2】周旺生著：《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0页
【3】蔡定剑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4】在一份自治区党委转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嘉庆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制定培训人大代表的计划，采取以会代训、办培训班、举办专题法制讲座等形式，对人大代表进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能力的培训，并为人大代表提供学习资料。在每一届任期内，对本级人大代表要进行一次系统培训。每年要召开一次人大代表小组组长会议或对他们进行培训，提高其组织代表开展活动的能力。
【5】毕可志：《论建立地方立法的立法助理制度》，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9期
【6】秦前红，李元《关于建立我国立法助理制度的探讨》，载《法学论坛》，2004年第6期

关键词: 土地征收 补偿安置 农民 财产权保护法律对策
内容提要: 通过借鉴国外征收补偿与财产权保护法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征收补偿与财产权保护法制历史与现状，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征地补偿实践中存在的“有法不依”和“无法可依”现象与我国现行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改革我国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法律制度提供对策建议:坚持农民财产权益保护、征地和补偿三位一体、从保护农民财产权益角度改革征地补偿法律制度;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上建构对农民财产权益的制度性保护与个别性保护，以改变征地实践中“有法不依”与“无法可依”现象、确保农民财产权益的存续保护与价值保护。


一、引言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迫切要求各地政府依法征地补偿，以切实保护农民财产权益。但在实践中，一方面，虽然2004年《宪法》的修改和2007年《物权法》的颁布实施为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规范，但各地违法征地、以租代征等侵犯农民财产权益现象仍不时出现，由此引发的征地纠纷也频频发生，这表明在各地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中“有法不依”的问题还很严峻;另一方面，尽管中央政策、国务院及各部门的决定，要求明确农民主体地位、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贯彻社会保障原则，各地在实际作法中对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种补偿安置模式也进行了有益探索，且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征收要件与程序亦进行了严格规定，这些都为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指明了方向，但征地补偿须依合宪性法律进行，《物权法》还待完善，《土地管理法》正在修改，专门的《农地征收补偿法》尚未制定出来，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无法可依”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要切实解决我国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有法不依”与“无法可依”的原因和症结，减少征地纠纷与社会矛盾，依法合理有效地保护农民财产权益，就应借鉴国外征收补偿与财产权保护法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征收补偿与财产权保护法制历史与现状，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考察我国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面临的法律困境和问题，为改革我国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法律制度进一步作以下对策研究:坚持农民财产权益保护、征地和补偿三位一体、从保护农民财产权益角度改革征地补偿法律制度;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上建构对农民财产权益的制度性保护与个别性保护，①以改变征地实践中“有法不依”与“无法可依”现象，确保农民财产权益的存续保护与价值保护。

二、国外征收补偿与财产权保护法制借鉴

通过对法国、德国、美国三国征收补偿与财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中相关文献的梳理与探讨，总结出各国征收补偿法律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善中凸现出来的特点与规律:基本共性是通过在立法、行政与司法实践中不断变革和完善征收与补偿相关法律制度，以达到对私人财产权合理、有效的制度性保护与个别性保护，形成征收、补偿与财产权保护三

位一体的法律体系，探讨出一系列征收补偿理论:

(一)主张征收补偿须有充分的合宪性法律基础

如1919年德国所颁布的《魏玛宪法》第153条第2款规定:“财产征收，唯有因公共福祉，根据法律，方可准许之。”1949年西德颁布的基本法第14条第3款规定:“……公用征收须以法律或基于法律为之，而该法律须同时规定补偿之种类与范围。”依此条款，财产征收，惟有依据法律，而该法律并“同时”有规定征收补偿之“额度”及“种类”时，方可准许之。且在宪法的体系中，形成财产权保障、征收和补偿三位一体，而不可分离。②

(二)主张公共利益内容应遵从立法者具体规范原则

对征收事项采列举及概括混合方式以分散的各个法律具体规定，且绝对拒绝纯粹的国库利益、地方政府公共财政利益的公益征收。③同时认为，立法者于规定公益内容之时，应尽可能避免援用空泛及抽象的用语，而应将公益予以类别化、特别化。④尤其是在立法技术上，惟有强调“具体规范”原则，国家权力滥用公益的情况，才可望被遏阻，私人财产权利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三)主张“公正、事先的”补偿原则与“市价”补偿标准

如1789年8月26日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亦即:1791年9月3日—14日法国宪法绪言规定:“财产权是一种不可侵犯的神圣的权利，非经合法证明确为公共需要，而且履行公正赔款，与赔款预付条件之前，不得加以剥夺。”⑤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545条规定:“若非为公共用途，而给以公正的、预付的赔款不得强迫任何人放弃其财产权。”⑥1949年西德颁布的基本法第14条第3款规定:“公用征收仅能为了公共福祉之需要，始得为之，公用征收须以法律或基于法律为之，而该法律须同时规定补偿之种类与范围。征收补偿之确定，应就公共利益与当事人利益为合理之权衡。”1791年《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同样规定，任何人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其生命、自由及财产权;私有财产亦不得在未予以公正补偿(just compensa-tion)前，为了公共用途而被征收”。

在规定“公正、事先的”补偿原则的同时，主张财产征收须遵循“市价”补偿标准，应兼顾被征收财产的客观价值与被征收人本身的“特别价值”(如弱者的生存、发展权利)。⑦规定征收“市价”补偿标准具代表性的法规如1960年6月23日德国通过的《联邦建筑法》。⑧

(四)主张征收客体应包括任何具有财产价值的私权利

如在德国，早在魏玛宪法时期，帝国法院的判决就明白地宣示:“征收之客体，不再是以所有权以及其他物权为限。只要是任何具有财产价值之权利，包括代债权在内，皆可列入征收侵害的标的之范围。”⑨一直到1923年，柏林大学教授Martin Wolff发表了《联邦宪法及所有权》一文，将宪法所有权保障的客体，由传统的民法物权概念沿袭而来的“(物体)所有权”，扩充到“任何具有财产价值的私权利”。同时，魏玛时代已被确认的扩张的所有权概念在其后的基本法内被承继下来，使得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的所有权保障，系和财产权保障同义。准此，所有具有财产价值的私权利，例如(物权的)所有权，智慧财产权(著作、出版及专利权)，债权以及其它私法的权利，皆可归属于基本法保障范围之内。???

(五)主张征收中行政、司法分权原则与财产权司法保护原则

如在法国，1810年3月8日公布的第一部近代土地征收法律中，“确定仅有司法机关可以宣布土地征收的原则，此原则迄今犹保持其效力。再者，该法律一方面将赔款之决定权委诸司法机关，一方面则将公共用途之宣告权委诸元首”。1841年5月3日公布的现代土地征收法律中，则进一步确立了财产征收中行政权与司法权分权原则与私人财产权司法保护原则。???在德国，一方面，设定了征收前先行协商程序，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有义务于实施征收前先行协议价购。???另一方面，确立了行政、司法分权原则，规定征收争议由行政法院裁决、补偿争议由普通法院裁决。如《魏玛宪法》第153条第2款规定:“……公用征收必须予以适当之补偿，有关补偿额度之争议，由普通法院裁判之。”基本法第14条第3款规定:“……征收补偿之确定，应就公共利益与当事人利益为合理之权衡。有关征收补偿之争议，由普通法院裁判之。”

总而言之，通过探讨法国、德国、美国三国征收补偿与财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规律，总结出一系列先进的理论与经验，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合理、有效地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应当坚持财产权保障、征收和补偿三位一体，从保护私权角度合理构建征收补偿制度。这无疑值得我们在改革征地补偿制度以保护农民财产权益方面学习和借鉴。

三、我国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法律问题

由于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偏向财产权的社会责任观念，因而，现行有关征地的法律制度，便是在强调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规定对农民财产权益的保护。致使我国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发展到今天，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征地补偿欠缺充分法律基础

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9条的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且在尚未制定法律的情况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也只能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制定行政法规。但由于现行国内偏向财产权的社会责任观念，征地往往被视为为公益取得财产的手段。对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制度的法律规定严重缺乏，就是现有的法律规定也大多是从强调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规定对农民财产权益的保护，且规定粗陋、简略。

我国现阶段，在国家立法层面上，尚未制定统一的《农地征收补偿法》，目前对征地补偿进行规范的法律主要是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而2004年修正后的《宪法》只是在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也只在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2004年根据宪法修改的《土地管理法》仅在第2条第4款增加了征收目的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其他问题未作任何修改。就是国务院颁布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关于征地补偿程序也只在第25条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其中对征地补偿争议诉讼解决程序则根本未予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