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证件和徽章管理办法（已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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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证件和徽章管理办法（已废止）
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证件和徽章管理办法
1991年5月11日，国家技监局
第一条 为加强技术监督行政执法工作，有利于行政执法工作的规范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证件和徽章，是执行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任务的凭证和标志。从事技术监督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和佩戴徽章。
第三条 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证件为“中国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证”，徽章为“中国技术监督”。
第四条 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取得行政执法证件和徽章，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和考核合格。
第五条 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组织省级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的考核、发证工作；省级人民政府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含标准计量、标准、计量，下同）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行政执法人员的考核、发证工作。
第六条 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的条件是：
（一）具有相当于中专（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从事技术监督工作两年以上，熟悉技术监督管理业务；
（二）具有法律基础知识，熟悉技术监督专业法律、法规和规章，及与技术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
（三）热爱技术监督工作，忠于职守，办事公道，不徇私情。
第七条 颁发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证件和徽章，应当注册登记，并报国家技术监督局备案。
第八条 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执法证件规定的监督地域和监督专业范围内依法行使职责。
第九条 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证件和徽章不得转让、涂改；调离执法工作岗位时，应当上缴原发证部门。
第十条 行政执法证件和徽章由国家技术监督局统一设计，统一制作。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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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狱龟鉴•议罪》中司法官衡平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
——兼与顾元先生商榷
陈卫星
【摘要】《折狱龟鉴•议罪》共辑录１７位优秀司法官的折狱议罪的故事，反映了沉淀在他们意识里的沦肌浃髓的儒家的哀矜折狱的理念；亦反映了他们不只是死抠律条，而是全面了解案情、认真缜密地思考律条的含义，做到了正确适用法律，罚当其罪，罪与罚的衡平；遇疑案则用天理、人情、国法加以衡平而处之。对顾元先生所说中国古代司法官处于“循法与悖法的矛盾与妥协”及对传统的法史教材述说中国古代司法官常屈法而伸礼质疑。把“仁道法”改造成当代中国化的“人道法”。
【关键词】《折狱龟鉴•议罪》 衡平法思想 仁道与人道
顾元先生在他的《〈循法与悖法一矛盾与妥协〉：酌于情法之平——于中国传统司法审判特质的探析》［１］一文中写道：“饱受传统儒学的熏陶的古代司法官不仅仅拘囿于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内容，司法官可能故意背离成文法的意旨和内容，……但有时人情与国法也会发生冲突，解决的办法一般是执法原情甚至是屈法伸情”。笔者不敢苟同顾元先生所说，古代司法官断狱从根本上说是依律断罪，如遇到疑案和法律规定不明时，他们用自己内心的“衡平法”，即“天理、国法、人情”儒家经义作为法理来衡平成文法的缺陷的，而成文法制定的基本原理是儒家的礼与仁。所以笔者认为这不是悖法谳狱。正如许章润先生所说“天道或天理的最高境界与核心是仁，是爱，仁爱之作为一种高悬的理想和标准，始终是与‘苛政’、‘暴政’相抗衡、维护人类的权利与人类的形象及其与现实政治力量保持距离、维护人道的良苦用心”［２］。中国古代明确规定司法官必须严格执法，不得玩法徇私，枉断人罪。在西周就对司法官有“五过之疵”而故意出入人罪的，要以同样的罪惩治法官；秦时以是否“明法律令”作为区分“良吏”与“恶吏”的标准；晋朝规定“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３］《唐律•断狱》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如遇法律无规定或与“礼”相悖时司法官如何办案呢？仅以《折狱龟鉴•议罪》中的案例说明之。
宋代郑克撰写的《折狱龟鉴》一书，是一部有影响的我国古代法学名著。书中收入了近四百个案例故事，其内容包含了司法实践的各个方面，诸如侦察审讯、痕迹物证、司法鉴定、调查访问、辨诬雪冤、定罪量刑等。作者在宋代为惩治盗贼而设重法的情况下，大胆地提出了“饥馑盗贼多、矜谨明断、尚德缓刑”的主张。时下，在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思想资源淡薄、审判经验缺乏，而某些声名显赫的法学家张口英美、闭口大陆法系，论文里“洋话”连篇、“西”风荡漾，似乎只有“西天”的“法经”才是真经，“洋人”的法理才是至理。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和法文化嗤之以鼻。中国现今的法律已基本上大陆法系化了，我们能说时下的法官一点也不会受到传统法文化的浸润吗？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多维思考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虽然我们建立了崭新诉讼的制度，但正如梅特兰所说“我们已经埋葬了诉讼形式，但它们仍在坟墓里统治着我们”。
案例一、魏高柔为廷尉时，猎法甚峻。宜阳典农刘龟窃于禁内射兔，其功曹张京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龟付狱。柔表告者名，帝大怒曰：“刘龟当死，乃敢猎吾禁地。送龟廷尉，便当考掠，何复请告主名？吾岂妄收龟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重复为奏，辞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还讯，各当其罪。
该案例说三国时魏国的最高司法官高柔不以皇帝的意旨而惟命是从，当皇权侵犯司法权之时，喊出了那个时代的司法官的最强音：您至尊的皇权也不能以个人的喜怒来干涉国家的法度和司法官的司法权呀！虽然司法权在皇权之下，虽然国家是以儒的家天下思想统而治之，然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破坏家规和国法的，那就破坏了秩序，皇权对司法权损害殆尽之时，就是家破国亡之日。虽然高柔心中不可能有“国王在万人之上，而在法律之下”那样法治思想，然而在他的心里一定有这样的话语在他的心里回荡“圣君则不然，卿相不得剪公以禄其私，群臣不得辟其亲爱，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凑以事其主，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4］
案例二、宋何承天义熙初，刘毅镇姑苏，板为行参军。毅尝出行，而鄢陵县吏陈满射鸟，箭误中直帅；虽不伤，处法弃市。承天议曰：“狱贵情断，疑则从轻。昔有惊汉文帝乘舆者，张释之劾以犯跸，罪止罚金。明其无心于惊驾也，故不以乘舆之重，加以异制。今满意在射鸟，非有心于人。律过误伤人三岁刑，况不伤乎？罚之可也。”
此案例说御史中丞何承天对县令陈满射鸟误中了主帅刘毅而被判弃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陈满的本意是射鸟，不是故意射人。法律规定因过失而误伤了人才判刑三年，何况陈满没有射伤人呢？罚他些款就行了。此可谓典型罪刑法定的思想的表达。此处明确区分了故意、过失、意外事件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了适用法律不仅看事实，而且还要看行为者的主观意识，做到正确适用法律。这种适用法律的观念现代人看起来习以为常，可在一千多年前的是多么难能可贵！古代有良知的司法官不会随意司法。
案例三、宋孔深之为尚书比部侍郎，时安陆应城县人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令死，黄忿恨自缢；已值赦。律：子贼杀伤殴父母，遇赦犹枭首；骂詈弃市，谋杀夫之父母弃市。会赦，免刑补治。江陵骂母，母以自裁，重于伤殴。若同杀科则疑重，用伤殴及詈科则疑轻。制惟有打母遇赦亦枭首，无詈母致死会赦之科。深之议曰：“夫题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恶之，况乃人事？故杀伤咒诅，法所不容；詈之致尽，理无可宥。江陵虽赦恩，固合枭首。妇本以义，爱非天属；黄之所恨，意不在吴；原死补治，有允正法。”诏如深之议，吴可弃市。
该案例说南北朝时南朝宋人孔深之做尚书比部侍郎时，安陆郡应城县人张江陵同他的妻子吴氏一块辱骂他的母亲黄氏，致黄氏气恨交加而自杀而亡。法律没有规定骂母致母死亡后遇上大赦时如何处理的法条，孔深之认为名字起得有不孝顺的意思都憎恶，所以说杀伤、咒骂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辱骂黄氏致其自杀，法理上没有什么可宽恕的。张江陵即使是遇上了大赦，也仍然应当斩首示众。黄氏愤恨的不是吴氏；免除死刑另行判罪。
该案可以说孔深之用了法理即儒的仁、礼原则作为判案的依据，是孔深之的“自由心证”。是否是孔深之悖法而判？是否是孔深之屈法而伸礼？答案是否定的，孔深之面对法律的漏洞他的心中自有一种衡平的理念，那就是深植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礼。自汉以降，各个王朝的法典都是儒家化了的法典，礼成为了法典的总原则，具有律无所载而用礼的作用。古代司法官们用统摄法典的原则：礼来衡平法律条文与现实生活，有效地缓解了因立法空白以及普遍存在着的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脱节而造成的突出矛盾。但顾元先生认为由此产生了司法官在司法中的“泛道德主义。他说“泛道德主义对于司法官的司法有着许多负面的影响，在很多具体案件中，司法官为了实现公道，牺牲了法律的普遍性，使得一种高度复杂的法律技术体系始终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笔者以为，面对春秋时期“亡国者三十六，弑君五十二”，面对臣弑君的世衰道微、面对子弑父的伦理失范、面对大小诸候互相攻伐、交相侵凌宗主周王室的无序，聪慧的孔子一定参透了人是神性和罪性的集合体。他为家的和谐与有序制定了礼的规范，推而及于家族，再推而及于国，以家为同心圆定名份、制法度，形成所有人按照自己的角色和谐地生存与发展。他和西方基督一样伟大，但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预设人性是善的，而不是像西方一样把人性预设为恶。用一系列礼的内涵使中国人向内追求道德的完美，用一系列礼的形式外化了中国人千年的生活秩序。他建立了礼的“仁道”法，他的“仁”学核心是“爱”。爱让人生活在和谐的社会。他认为一个君子会自然而然、自觉地依照仁、义、礼、智、信、刚、毅、勇、孝、友、忠等去生活，如果一个家庭是由这样的君子组成，则这个家庭定然没有冲突与纷争，这便实现了家庭的和谐；一个地域（国）若是由这样的家庭组成，则会同样消弭地域的冲突和纷争，地域和谐便实现了。人域里若以这样的国家为相互构成，则人域的和睦与大同可望成为现实。让我们看他所设计的和谐与幸福的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5］在圣人的视野下，大同社会是从上而下建立礼的秩序，即从政治层面应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从生活层面上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的和谐社会。这就是古代熟读经书的司法官的价值源泉，是他们心中的衡平法。也是中华文明煌煌五千年的衡平法。
如今相当部分学者把礼批判得体无完肤，把中国之所以没有个人权利、私法没有发育起来、中国缺乏数字管理的社会技术、中国人追求无讼思想等等都归咎于礼，好像礼成为了罪孽的渊薮。事实是这样的吗？首先来分析一下，中国的儒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地发展，儒从总体上分两段，一是秦以前的儒和汉以后的儒。孔子创立的儒学并不是一味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笔者认为当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时，一定“对于生命的阴暗面有极深的体认，极度的怵惕。” ［7］他没有把建立美好的世界诉求于天堂而是直面于现世、诉求于礼与仁。这是孔子的无比伟大之处，这也是著名台湾学者张伟仁先生对孔子无限景仰的原因，张先生赞道“大哉夫子，好学敏求，立言垂训，见真识精。究乱之源，建治之策。”[8]笔者然哉！虽然对君权之限制留有太大的缺憾，但孔子依然说出了“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9］孔子指出君与民是心和身体的关系，国君因受到百姓拥护而存在，也会因百姓的反抗而灭亡。孟子亦喊出了“暴君放伐论”。汉以后“奴儒”董仲舒及朱熹为了巩固皇权，把皇帝神化成为天之子，把君权神化成了天授，使皇帝和皇权与民众成对立的两极，造成封建专治，可谓祸烈了中国二千多年，尤其是朱氏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完全悖逆了孔子的“爱”人思想，对妇女、对人性的摧残可谓天悲地惨。故汉后之儒实为“奴儒”。正如张伟仁先生所说“后世小人儒，昧于大义，鼓吹愚忠，乃欺妄之论。”[10]
时下中国采用植物式的法律移植，在中国的“生态气候”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雨露的浇灌下会有影响吗？２００１年被炒得火爆的发生在四川省泸州市的张学英诉蒋伦芳遗赠纠纷案，法官是按民法通则第七条原则“民事活动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衡平原则判决的。那么该法官衡平法思想里有没有中国古代司法官的衡平法思想呢？看看二审法官的判词: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充分体现了国家、民族、社会的基本利益要求，反映了当代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一般道德标准，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起着使社会道德观念取得对民事主体之民事行为进行内容控制的重要功能，在法律适用上有高于法律具体规则适用之效力。“公序良俗”原则所包括的“社会公德”与“社会公共利益”，又可称作“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者的概念基本一致，相辅相成。在本案中，遗赠人黄永彬与被上诉人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条的规定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黄永彬却无视夫妻感情和道德规范，与上诉人张学英长期非法同居，其行为既违背了我国现行社会道德标准，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属违法行为。黄永彬基于其与上诉人张学英的非法同居关系而订立遗嘱将其遗产和属于被上诉人的财产赠与上诉人张学英，以合法形式变相剥夺了被上诉人蒋伦芳的合法财产继承权，使上诉人实质上因其与黄永彬之间的非法同居关系而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民事行为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因此，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很明显，传统的“五伦”中的夫义、妇听的礼文化深烙于中国人的心灵上，也折射出了文化的传统。
法律之外的思想资源进入判决，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诉讼活动中，比比皆是。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都给司法官留下了相当宽阔的裁量领域。当代中国的法律有一定的漏洞，那么法官自由裁量的依据是什么？我们不可能把西方的历史、习惯、社会福利、理性、良心、公道、和谐、情理作为判案的根据，毫无疑问，我们只能中国人生活中去寻找这些内容，构建支持裁决的思想资源。有着悠久传统的国家，不可能割断历史，也不应该迷失自己的文化归属。因为观念产生于以往的实践，又转而影响乃至决定着未来的历史，这从便是传统的生成和延续。法是文化的一部份，不可能逃脱传统伦理的牵制。２０世纪初的中国先进者们在将纲常名教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抨击时，很少会想到要在“三纲”与“五常”、“五伦”之间做些区分，更未就此进行深入研究。其实，“三纲”属于社会内在的伦理，这种伦理每一社会不尽相同，一旦社会基础动摇，它也随之崩溃；“五伦”则不同，它是思想性的，它属于普通伦理。这种伦理不受时空的限制而具普遍性。是人之所以别于禽兽最基本的人伦。因此，时下中国的法律改革必须在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里扎根。
肇始于周公制礼，经孔子改造后，流经了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一直烛亮中国人心灵深处难以泯灭的人性之美。今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评选范围最广的道德模范评选让人想起时下的中国人正在找回失落的传统的礼文化。自“西风”东渐以来，西方的文化殖民使国人丧失了太多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性之美。资本的文化确实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同时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狼”与“狼”的关系。就中国的司法领域来说，由于司法权不具有抗衡其他权力的独立性，更没有确立法官职业的崇高性和法官社会道德的模范性。同时，迄今为止，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深受熟人关系左右的社会。虽然由政府推进的市场化道路已经将大批农民送到了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法规，特别是户籍制度的规定，严重地限制和束缚农民离乡背土的愿望，并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主体结构向陌生人转变。在这种背景下，礼文化有巨大的现实作用，礼文化的合理内核：诚信、和睦、敬老、怜幼、惩恶、扬善、助弱，司法官应具有“德义、清慎、公平、恪勤”四善，都应成为司法人员在司法过程中的衡平法思想。当然，现代社会倡导法治，法治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人道”的根本灵魂与儒家“仁道”相类，也是“爱人”。虽然“人道之爱”强调的是无等级的差别的双向的爱，确实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思想点。这是与“仁道之爱”有差别，但“仁道之爱”是走向“人道之爱”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爱弱者，把弱者当人看，使其与强势人群一样享有人应有的尊严、自由、权利，使弱者与强者尽可能在法律面前平等，。西哲所谓“法治”正是为了保障弱者的权利，使其不被强食，使其过真正的、人的有自尊的生活。“人道之爱”强调的不是片面地发出“爱”义务。而是适当约束自己的恶性害性而已。“正直地生活，勿害他人，各得其所”，正是从“仁道之爱”发轫而来。
从“礼”文化生长出的中国化的法治主义是每一个法律人应该探索的方向。如果传统的“礼”文化能与现代的“法治”思想完美契合，中国一定能建立起强大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法治强国。
参考书目：
[1]张中秋．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研讨会会文集[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98．
[2]许章润．说法，活法，立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7．
[3]晋律•刑法志．
[4]管子•任法．
[5]礼记•礼运第九．
[6]论语•为政．
[7]同注[2]，122．
[8]张伟仁•孔子祭文．
[9]礼记•缁衣第三十三．
[10]同注[7]．
Research on judges’ ideas about the law of equity and their modern value in 《ZHE YU GUI JIAN•How to arbitrate the cases》
－And discuss a question with Gu Yuan
Cheng Wei-xing
Abstract:There are 17 ancient judges’ stories about how to arbitrate the cases in 《ZHE YU GUI JIAN•How to arbitrate the cases》written by Zheng Ke．these judges used the Confucian spirit as the rule to arbitrate the doubted cases when without concrete codes,it’s untrue the traditional opinion that most of ancient judges arbitrated the cases arbitrarily．the Confucian spirit was their equity rule in their mind．it’s sill doubtful that both Gu Yuan and other scholars think Chinese ancient judges were deep in the contradiction and usually arbitrated the cases illegally in order to accord with the Confucian ceremony．Formulate the modern humanitarian ideas from the Confucian spirit ．
Key words:《ZHE YU GUI JIANG•How to arbitrate the cases》． comprehenthe ideals about the law of equity．The Confucian spirit and the humanitarian ideas．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治疫病保护公共卫生和环境安全夺取抗击非典全胜的决定
（2003年5月22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当前非典型肺炎疫情和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在我省发生和流行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十分关心山西，支持山西，温家宝总理还亲临我省检查指导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战胜非典的信心和决心。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应急对策和积极措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全省上下各行各业紧急行动起来，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积极防治，共渡难关，体现了全省人民顾全大局、团结互助和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民族精神。特别是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临危不惧、救死扶伤，表现出忘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会议对党中央、国务院给予山西人民的关怀和部分省市的热情援助、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奋战在抗击非典斗争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会议对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前一阶段抗击非典斗争中，采取的救治、隔离、防范和处置的各项措施给予肯定和支持。会议认为，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非典疫情蔓延势头有所遏制，各项防治工作仍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全省抗击非典的斗争正处于关键和攻坚阶段，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任务还非常艰巨，我们决不能有丝毫麻痹、松懈情绪和侥幸心理。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非典的预防、控制等工作，坚持不懈，恪尽职守，狠抓落实。针对疫情可能出现的反复和反弹，特别是针对我省在防治疫病和公共卫生、环境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会议要求：
一、各级人民政府要继续把抗击非典工作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预防、治疗和控制，关系到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抗击非典是一场影响深刻的没有硝烟的特殊战斗。要做好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牢牢把握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真正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上来。各市、地和县（市、区）、乡镇、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及各行各业要积极行动起来，群策群力，群防群控，全力构筑严密而有效的防线，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监管到位和奖惩到位，努力减少发病率、提商治愈率和降低死亡率，夺取抗击非典斗争的全胜。各项工作都要深入细致，狠抓落实，坚决杜绝形式主义，不摆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要把城市和农村人群相对集中的场所作为疫情监控重点，扎扎实实采取有力措施，严防死守。特别要针对往返城乡的人员可能引发的疫情，采取得力措施，严防非典疫情继续向广大农村扩散和引起城市疫情的反弹。
二、全省上下要针对非典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和防治工作的复杂性、反复性，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坚持不懈地搞好每一个环节的防治工作，执行好各项政策措施。每个公民都要不断增强疫病自我防范意识，增强抗击非典的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公共卫生观念，采取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积极参加全民健身运动，自觉遵守公共卫生道德行为准则，纠正各种危害公共卫生、环境安全的不良习惯。在控制非典疫情中，各机关事业单位，学校、社区、企业和村庄，都要把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防止疫情的输入和扩散。各地要采取属地管理的办法，并搞好各地之间的联防联控。要及时掌握疫情控制情况，对隐瞒、漏报和缓报疫情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法纪、政纪处分。各医疗、防疫等机构要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制定的救治、隔离、防范和处置的规定，认真切实地做好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人的隔离、救治以及医务人员的防护工作，坚决切断来自社会和医院就诊中的感染源。
三、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贯彻执行国家传染病防治法、药品管理法以及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当前，要重点抓好国务院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贯彻实施。要坚持做到依法行政、依法防疫。在工作中，要落实疫情监测与预警制度、信息报告制度。要把防治疫病和公共卫生、环境安全列入抗击非典的整体工作，加以统筹安排。要强化爱国卫生管理职责，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特别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非典废水废物应急处理办法和规定，切实抓好非典和发热门诊医疗废水废物等的无害化处置工作，有效阻隔非典疫情的传染途径。各级人民政府要大力表彰和奖励在抗击非典斗争中严格执法执纪、遵法守纪，并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及个人，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渎职失职的责任人要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四、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抓好疫病防治和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全面做好环境保护和卫生管理工作。要吸取这次疫情爆发和蔓延的教训，时时处处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高度关心和注重疫病防治、公共卫生及环境保护工作，使之列入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并做为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坚决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使经济和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省和各市、地要把城市公共卫生防护管理系统和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按照国家安排，“十五”期间全国环境保护投资约占同期GDP的1.3％。我省作为环境污染严重的省份，要通过多方投资，达到这个比例。要从这部分资金中拿出一部分，重点搞好疫病控制系统和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各市、地至少要建立一所传染病医院，要建立健全独立的急救中心，所需设施、设备等各项经费要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组织开展防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科学研究，尽快建立应急物资、设备、设施、技术与人才资源等方面的储备，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县级医院要设独立的传染病区域；乡镇卫生院达到对疫病救治的基本要求，落实医护人员的待遇；乡镇防疫人员要相对固定，做到训练有素。所需经费由县、乡政府财政支出。设区的市、地区所在市都应建立医疗垃圾集中处置中心，尽快落实“十五”计划中已安排的建设项目和资金投入；对“十五”计划中没有安排的，要加以调整补充。要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争取尽快使全省定点医院医疗垃圾废物处置率和医用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率有显著的提高。同时，要搞好传染病防治队伍和医用废物废水的专业处置队伍的建设。全省医疗机构中现已建成的医疗污水处理设施要正常运行，不得闲置。对擅自停用设施和长期未按规定建设设施的医疗单位要依法给予处理。各地要继续抓紧抓好疫病控制系统和城市垃圾处理场、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并达到国家的要求和规范。不断提高城市及乡村公共卫生管理、环境管理的水平和应对突发性疫情等自然灾害的反应能力，提高人群生存的环境质量。这是减少疫病发生和流行，提高预防和救治水平的根本大计，决不能等闲视之。
五、各级卫生、城建、环保、工商、物价、农业和公安等有关部门要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恪尽职守，协调一致，加大对抗击非典的有关各项工作监督检查的力度。要严厉打击借非典之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牟取暴利等扰乱市场的行为。要依法维护公共卫生和环境安全，加大对企业污染防治的监管力度，加大对单位和个人破坏公共卫生、环境安全行为的惩治力度，防止各类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当前，要进一步加大对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检查，加强对城乡公共卫生、环境安全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使用情况的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努力使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和卓有成效。
六、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地区人大工作机构要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强化执法监督工作，全力支持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的有效措施。要加强对传染病防治法、环境保护法和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强对当地抗击非典各个环节工作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要进一步加大对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各种污染的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及时发现疫病控制和公共卫生、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依法提出整改建议，督促地方政府解决，防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努力保护城乡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存环境安全。全省各级人大代表作为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要认真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宣传各项防治措施，调动公众参与防治工作的积极性，切实起到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率先垂范，无私奉献，为抗击非典斗争做出不懈的努力。
会议号召全省人民，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指挥下，坚持抗击非典和经济工作两手抓，团结一心、扎实工作、共同奋斗，夺取抗击非典和发展经济的双胜利，努力把山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兼与顾元先生商榷
陈卫星
【摘要】《折狱龟鉴•议罪》共辑录１７位优秀司法官的折狱议罪的故事，反映了沉淀在他们意识里的沦肌浃髓的儒家的哀矜折狱的理念；亦反映了他们不只是死抠律条，而是全面了解案情、认真缜密地思考律条的含义，做到了正确适用法律，罚当其罪，罪与罚的衡平；遇疑案则用天理、人情、国法加以衡平而处之。对顾元先生所说中国古代司法官处于“循法与悖法的矛盾与妥协”及对传统的法史教材述说中国古代司法官常屈法而伸礼质疑。把“仁道法”改造成当代中国化的“人道法”。
【关键词】《折狱龟鉴•议罪》 衡平法思想 仁道与人道
顾元先生在他的《〈循法与悖法一矛盾与妥协〉：酌于情法之平——于中国传统司法审判特质的探析》［１］一文中写道：“饱受传统儒学的熏陶的古代司法官不仅仅拘囿于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内容，司法官可能故意背离成文法的意旨和内容，……但有时人情与国法也会发生冲突，解决的办法一般是执法原情甚至是屈法伸情”。笔者不敢苟同顾元先生所说，古代司法官断狱从根本上说是依律断罪，如遇到疑案和法律规定不明时，他们用自己内心的“衡平法”，即“天理、国法、人情”儒家经义作为法理来衡平成文法的缺陷的，而成文法制定的基本原理是儒家的礼与仁。所以笔者认为这不是悖法谳狱。正如许章润先生所说“天道或天理的最高境界与核心是仁，是爱，仁爱之作为一种高悬的理想和标准，始终是与‘苛政’、‘暴政’相抗衡、维护人类的权利与人类的形象及其与现实政治力量保持距离、维护人道的良苦用心”［２］。中国古代明确规定司法官必须严格执法，不得玩法徇私，枉断人罪。在西周就对司法官有“五过之疵”而故意出入人罪的，要以同样的罪惩治法官；秦时以是否“明法律令”作为区分“良吏”与“恶吏”的标准；晋朝规定“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３］《唐律•断狱》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如遇法律无规定或与“礼”相悖时司法官如何办案呢？仅以《折狱龟鉴•议罪》中的案例说明之。
宋代郑克撰写的《折狱龟鉴》一书，是一部有影响的我国古代法学名著。书中收入了近四百个案例故事，其内容包含了司法实践的各个方面，诸如侦察审讯、痕迹物证、司法鉴定、调查访问、辨诬雪冤、定罪量刑等。作者在宋代为惩治盗贼而设重法的情况下，大胆地提出了“饥馑盗贼多、矜谨明断、尚德缓刑”的主张。时下，在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思想资源淡薄、审判经验缺乏，而某些声名显赫的法学家张口英美、闭口大陆法系，论文里“洋话”连篇、“西”风荡漾，似乎只有“西天”的“法经”才是真经，“洋人”的法理才是至理。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和法文化嗤之以鼻。中国现今的法律已基本上大陆法系化了，我们能说时下的法官一点也不会受到传统法文化的浸润吗？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多维思考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虽然我们建立了崭新诉讼的制度，但正如梅特兰所说“我们已经埋葬了诉讼形式，但它们仍在坟墓里统治着我们”。
案例一、魏高柔为廷尉时，猎法甚峻。宜阳典农刘龟窃于禁内射兔，其功曹张京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龟付狱。柔表告者名，帝大怒曰：“刘龟当死，乃敢猎吾禁地。送龟廷尉，便当考掠，何复请告主名？吾岂妄收龟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重复为奏，辞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还讯，各当其罪。
该案例说三国时魏国的最高司法官高柔不以皇帝的意旨而惟命是从，当皇权侵犯司法权之时，喊出了那个时代的司法官的最强音：您至尊的皇权也不能以个人的喜怒来干涉国家的法度和司法官的司法权呀！虽然司法权在皇权之下，虽然国家是以儒的家天下思想统而治之，然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破坏家规和国法的，那就破坏了秩序，皇权对司法权损害殆尽之时，就是家破国亡之日。虽然高柔心中不可能有“国王在万人之上，而在法律之下”那样法治思想，然而在他的心里一定有这样的话语在他的心里回荡“圣君则不然，卿相不得剪公以禄其私，群臣不得辟其亲爱，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凑以事其主，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4］
案例二、宋何承天义熙初，刘毅镇姑苏，板为行参军。毅尝出行，而鄢陵县吏陈满射鸟，箭误中直帅；虽不伤，处法弃市。承天议曰：“狱贵情断，疑则从轻。昔有惊汉文帝乘舆者，张释之劾以犯跸，罪止罚金。明其无心于惊驾也，故不以乘舆之重，加以异制。今满意在射鸟，非有心于人。律过误伤人三岁刑，况不伤乎？罚之可也。”
此案例说御史中丞何承天对县令陈满射鸟误中了主帅刘毅而被判弃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陈满的本意是射鸟，不是故意射人。法律规定因过失而误伤了人才判刑三年，何况陈满没有射伤人呢？罚他些款就行了。此可谓典型罪刑法定的思想的表达。此处明确区分了故意、过失、意外事件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了适用法律不仅看事实，而且还要看行为者的主观意识，做到正确适用法律。这种适用法律的观念现代人看起来习以为常，可在一千多年前的是多么难能可贵！古代有良知的司法官不会随意司法。
案例三、宋孔深之为尚书比部侍郎，时安陆应城县人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令死，黄忿恨自缢；已值赦。律：子贼杀伤殴父母，遇赦犹枭首；骂詈弃市，谋杀夫之父母弃市。会赦，免刑补治。江陵骂母，母以自裁，重于伤殴。若同杀科则疑重，用伤殴及詈科则疑轻。制惟有打母遇赦亦枭首，无詈母致死会赦之科。深之议曰：“夫题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恶之，况乃人事？故杀伤咒诅，法所不容；詈之致尽，理无可宥。江陵虽赦恩，固合枭首。妇本以义，爱非天属；黄之所恨，意不在吴；原死补治，有允正法。”诏如深之议，吴可弃市。
该案例说南北朝时南朝宋人孔深之做尚书比部侍郎时，安陆郡应城县人张江陵同他的妻子吴氏一块辱骂他的母亲黄氏，致黄氏气恨交加而自杀而亡。法律没有规定骂母致母死亡后遇上大赦时如何处理的法条，孔深之认为名字起得有不孝顺的意思都憎恶，所以说杀伤、咒骂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辱骂黄氏致其自杀，法理上没有什么可宽恕的。张江陵即使是遇上了大赦，也仍然应当斩首示众。黄氏愤恨的不是吴氏；免除死刑另行判罪。
该案可以说孔深之用了法理即儒的仁、礼原则作为判案的依据，是孔深之的“自由心证”。是否是孔深之悖法而判？是否是孔深之屈法而伸礼？答案是否定的，孔深之面对法律的漏洞他的心中自有一种衡平的理念，那就是深植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礼。自汉以降，各个王朝的法典都是儒家化了的法典，礼成为了法典的总原则，具有律无所载而用礼的作用。古代司法官们用统摄法典的原则：礼来衡平法律条文与现实生活，有效地缓解了因立法空白以及普遍存在着的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脱节而造成的突出矛盾。但顾元先生认为由此产生了司法官在司法中的“泛道德主义。他说“泛道德主义对于司法官的司法有着许多负面的影响，在很多具体案件中，司法官为了实现公道，牺牲了法律的普遍性，使得一种高度复杂的法律技术体系始终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笔者以为，面对春秋时期“亡国者三十六，弑君五十二”，面对臣弑君的世衰道微、面对子弑父的伦理失范、面对大小诸候互相攻伐、交相侵凌宗主周王室的无序，聪慧的孔子一定参透了人是神性和罪性的集合体。他为家的和谐与有序制定了礼的规范，推而及于家族，再推而及于国，以家为同心圆定名份、制法度，形成所有人按照自己的角色和谐地生存与发展。他和西方基督一样伟大，但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预设人性是善的，而不是像西方一样把人性预设为恶。用一系列礼的内涵使中国人向内追求道德的完美，用一系列礼的形式外化了中国人千年的生活秩序。他建立了礼的“仁道”法，他的“仁”学核心是“爱”。爱让人生活在和谐的社会。他认为一个君子会自然而然、自觉地依照仁、义、礼、智、信、刚、毅、勇、孝、友、忠等去生活，如果一个家庭是由这样的君子组成，则这个家庭定然没有冲突与纷争，这便实现了家庭的和谐；一个地域（国）若是由这样的家庭组成，则会同样消弭地域的冲突和纷争，地域和谐便实现了。人域里若以这样的国家为相互构成，则人域的和睦与大同可望成为现实。让我们看他所设计的和谐与幸福的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5］在圣人的视野下，大同社会是从上而下建立礼的秩序，即从政治层面应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从生活层面上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的和谐社会。这就是古代熟读经书的司法官的价值源泉，是他们心中的衡平法。也是中华文明煌煌五千年的衡平法。
如今相当部分学者把礼批判得体无完肤，把中国之所以没有个人权利、私法没有发育起来、中国缺乏数字管理的社会技术、中国人追求无讼思想等等都归咎于礼，好像礼成为了罪孽的渊薮。事实是这样的吗？首先来分析一下，中国的儒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地发展，儒从总体上分两段，一是秦以前的儒和汉以后的儒。孔子创立的儒学并不是一味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笔者认为当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时，一定“对于生命的阴暗面有极深的体认，极度的怵惕。” ［7］他没有把建立美好的世界诉求于天堂而是直面于现世、诉求于礼与仁。这是孔子的无比伟大之处，这也是著名台湾学者张伟仁先生对孔子无限景仰的原因，张先生赞道“大哉夫子，好学敏求，立言垂训，见真识精。究乱之源，建治之策。”[8]笔者然哉！虽然对君权之限制留有太大的缺憾，但孔子依然说出了“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9］孔子指出君与民是心和身体的关系，国君因受到百姓拥护而存在，也会因百姓的反抗而灭亡。孟子亦喊出了“暴君放伐论”。汉以后“奴儒”董仲舒及朱熹为了巩固皇权，把皇帝神化成为天之子，把君权神化成了天授，使皇帝和皇权与民众成对立的两极，造成封建专治，可谓祸烈了中国二千多年，尤其是朱氏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完全悖逆了孔子的“爱”人思想，对妇女、对人性的摧残可谓天悲地惨。故汉后之儒实为“奴儒”。正如张伟仁先生所说“后世小人儒，昧于大义，鼓吹愚忠，乃欺妄之论。”[10]
时下中国采用植物式的法律移植，在中国的“生态气候”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雨露的浇灌下会有影响吗？２００１年被炒得火爆的发生在四川省泸州市的张学英诉蒋伦芳遗赠纠纷案，法官是按民法通则第七条原则“民事活动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衡平原则判决的。那么该法官衡平法思想里有没有中国古代司法官的衡平法思想呢？看看二审法官的判词: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充分体现了国家、民族、社会的基本利益要求，反映了当代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一般道德标准，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起着使社会道德观念取得对民事主体之民事行为进行内容控制的重要功能，在法律适用上有高于法律具体规则适用之效力。“公序良俗”原则所包括的“社会公德”与“社会公共利益”，又可称作“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者的概念基本一致，相辅相成。在本案中，遗赠人黄永彬与被上诉人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条的规定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黄永彬却无视夫妻感情和道德规范，与上诉人张学英长期非法同居，其行为既违背了我国现行社会道德标准，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属违法行为。黄永彬基于其与上诉人张学英的非法同居关系而订立遗嘱将其遗产和属于被上诉人的财产赠与上诉人张学英，以合法形式变相剥夺了被上诉人蒋伦芳的合法财产继承权，使上诉人实质上因其与黄永彬之间的非法同居关系而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民事行为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因此，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很明显，传统的“五伦”中的夫义、妇听的礼文化深烙于中国人的心灵上，也折射出了文化的传统。
法律之外的思想资源进入判决，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诉讼活动中，比比皆是。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都给司法官留下了相当宽阔的裁量领域。当代中国的法律有一定的漏洞，那么法官自由裁量的依据是什么？我们不可能把西方的历史、习惯、社会福利、理性、良心、公道、和谐、情理作为判案的根据，毫无疑问，我们只能中国人生活中去寻找这些内容，构建支持裁决的思想资源。有着悠久传统的国家，不可能割断历史，也不应该迷失自己的文化归属。因为观念产生于以往的实践，又转而影响乃至决定着未来的历史，这从便是传统的生成和延续。法是文化的一部份，不可能逃脱传统伦理的牵制。２０世纪初的中国先进者们在将纲常名教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抨击时，很少会想到要在“三纲”与“五常”、“五伦”之间做些区分，更未就此进行深入研究。其实，“三纲”属于社会内在的伦理，这种伦理每一社会不尽相同，一旦社会基础动摇，它也随之崩溃；“五伦”则不同，它是思想性的，它属于普通伦理。这种伦理不受时空的限制而具普遍性。是人之所以别于禽兽最基本的人伦。因此，时下中国的法律改革必须在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里扎根。
肇始于周公制礼，经孔子改造后，流经了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一直烛亮中国人心灵深处难以泯灭的人性之美。今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评选范围最广的道德模范评选让人想起时下的中国人正在找回失落的传统的礼文化。自“西风”东渐以来，西方的文化殖民使国人丧失了太多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性之美。资本的文化确实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同时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狼”与“狼”的关系。就中国的司法领域来说，由于司法权不具有抗衡其他权力的独立性，更没有确立法官职业的崇高性和法官社会道德的模范性。同时，迄今为止，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深受熟人关系左右的社会。虽然由政府推进的市场化道路已经将大批农民送到了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法规，特别是户籍制度的规定，严重地限制和束缚农民离乡背土的愿望，并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主体结构向陌生人转变。在这种背景下，礼文化有巨大的现实作用，礼文化的合理内核：诚信、和睦、敬老、怜幼、惩恶、扬善、助弱，司法官应具有“德义、清慎、公平、恪勤”四善，都应成为司法人员在司法过程中的衡平法思想。当然，现代社会倡导法治，法治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人道”的根本灵魂与儒家“仁道”相类，也是“爱人”。虽然“人道之爱”强调的是无等级的差别的双向的爱，确实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思想点。这是与“仁道之爱”有差别，但“仁道之爱”是走向“人道之爱”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爱弱者，把弱者当人看，使其与强势人群一样享有人应有的尊严、自由、权利，使弱者与强者尽可能在法律面前平等，。西哲所谓“法治”正是为了保障弱者的权利，使其不被强食，使其过真正的、人的有自尊的生活。“人道之爱”强调的不是片面地发出“爱”义务。而是适当约束自己的恶性害性而已。“正直地生活，勿害他人，各得其所”，正是从“仁道之爱”发轫而来。
从“礼”文化生长出的中国化的法治主义是每一个法律人应该探索的方向。如果传统的“礼”文化能与现代的“法治”思想完美契合，中国一定能建立起强大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法治强国。
参考书目：
[1]张中秋．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研讨会会文集[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98．
[2]许章润．说法，活法，立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7．
[3]晋律•刑法志．
[4]管子•任法．
[5]礼记•礼运第九．
[6]论语•为政．
[7]同注[2]，122．
[8]张伟仁•孔子祭文．
[9]礼记•缁衣第三十三．
[10]同注[7]．
Research on judges’ ideas about the law of equity and their modern value in 《ZHE YU GUI JIAN•How to arbitrate the cases》
－And discuss a question with Gu Yuan
Cheng Wei-xing
Abstract:There are 17 ancient judges’ stories about how to arbitrate the cases in 《ZHE YU GUI JIAN•How to arbitrate the cases》written by Zheng Ke．these judges used the Confucian spirit as the rule to arbitrate the doubted cases when without concrete codes,it’s untrue the traditional opinion that most of ancient judges arbitrated the cases arbitrarily．the Confucian spirit was their equity rule in their mind．it’s sill doubtful that both Gu Yuan and other scholars think Chinese ancient judges were deep in the contradiction and usually arbitrated the cases illegally in order to accord with the Confucian ceremony．Formulate the modern humanitarian ideas from the Confucian spirit ．
Key words:《ZHE YU GUI JIANG•How to arbitrate the cases》． comprehenthe ideals about the law of equity．The Confucian spirit and the humanitarian ideas．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治疫病保护公共卫生和环境安全夺取抗击非典全胜的决定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治疫病保护公共卫生和环境安全夺取抗击非典全胜的决定
（2003年5月22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当前非典型肺炎疫情和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在我省发生和流行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十分关心山西，支持山西，温家宝总理还亲临我省检查指导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战胜非典的信心和决心。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应急对策和积极措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全省上下各行各业紧急行动起来，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积极防治，共渡难关，体现了全省人民顾全大局、团结互助和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民族精神。特别是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临危不惧、救死扶伤，表现出忘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会议对党中央、国务院给予山西人民的关怀和部分省市的热情援助、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奋战在抗击非典斗争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会议对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前一阶段抗击非典斗争中，采取的救治、隔离、防范和处置的各项措施给予肯定和支持。会议认为，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非典疫情蔓延势头有所遏制，各项防治工作仍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全省抗击非典的斗争正处于关键和攻坚阶段，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任务还非常艰巨，我们决不能有丝毫麻痹、松懈情绪和侥幸心理。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非典的预防、控制等工作，坚持不懈，恪尽职守，狠抓落实。针对疫情可能出现的反复和反弹，特别是针对我省在防治疫病和公共卫生、环境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会议要求：
一、各级人民政府要继续把抗击非典工作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预防、治疗和控制，关系到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抗击非典是一场影响深刻的没有硝烟的特殊战斗。要做好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牢牢把握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真正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上来。各市、地和县（市、区）、乡镇、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及各行各业要积极行动起来，群策群力，群防群控，全力构筑严密而有效的防线，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监管到位和奖惩到位，努力减少发病率、提商治愈率和降低死亡率，夺取抗击非典斗争的全胜。各项工作都要深入细致，狠抓落实，坚决杜绝形式主义，不摆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要把城市和农村人群相对集中的场所作为疫情监控重点，扎扎实实采取有力措施，严防死守。特别要针对往返城乡的人员可能引发的疫情，采取得力措施，严防非典疫情继续向广大农村扩散和引起城市疫情的反弹。
二、全省上下要针对非典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和防治工作的复杂性、反复性，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坚持不懈地搞好每一个环节的防治工作，执行好各项政策措施。每个公民都要不断增强疫病自我防范意识，增强抗击非典的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公共卫生观念，采取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积极参加全民健身运动，自觉遵守公共卫生道德行为准则，纠正各种危害公共卫生、环境安全的不良习惯。在控制非典疫情中，各机关事业单位，学校、社区、企业和村庄，都要把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防止疫情的输入和扩散。各地要采取属地管理的办法，并搞好各地之间的联防联控。要及时掌握疫情控制情况，对隐瞒、漏报和缓报疫情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法纪、政纪处分。各医疗、防疫等机构要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制定的救治、隔离、防范和处置的规定，认真切实地做好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人的隔离、救治以及医务人员的防护工作，坚决切断来自社会和医院就诊中的感染源。
三、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贯彻执行国家传染病防治法、药品管理法以及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当前，要重点抓好国务院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贯彻实施。要坚持做到依法行政、依法防疫。在工作中，要落实疫情监测与预警制度、信息报告制度。要把防治疫病和公共卫生、环境安全列入抗击非典的整体工作，加以统筹安排。要强化爱国卫生管理职责，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特别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非典废水废物应急处理办法和规定，切实抓好非典和发热门诊医疗废水废物等的无害化处置工作，有效阻隔非典疫情的传染途径。各级人民政府要大力表彰和奖励在抗击非典斗争中严格执法执纪、遵法守纪，并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及个人，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渎职失职的责任人要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四、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抓好疫病防治和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全面做好环境保护和卫生管理工作。要吸取这次疫情爆发和蔓延的教训，时时处处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高度关心和注重疫病防治、公共卫生及环境保护工作，使之列入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并做为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坚决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使经济和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省和各市、地要把城市公共卫生防护管理系统和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按照国家安排，“十五”期间全国环境保护投资约占同期GDP的1.3％。我省作为环境污染严重的省份，要通过多方投资，达到这个比例。要从这部分资金中拿出一部分，重点搞好疫病控制系统和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各市、地至少要建立一所传染病医院，要建立健全独立的急救中心，所需设施、设备等各项经费要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组织开展防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科学研究，尽快建立应急物资、设备、设施、技术与人才资源等方面的储备，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县级医院要设独立的传染病区域；乡镇卫生院达到对疫病救治的基本要求，落实医护人员的待遇；乡镇防疫人员要相对固定，做到训练有素。所需经费由县、乡政府财政支出。设区的市、地区所在市都应建立医疗垃圾集中处置中心，尽快落实“十五”计划中已安排的建设项目和资金投入；对“十五”计划中没有安排的，要加以调整补充。要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争取尽快使全省定点医院医疗垃圾废物处置率和医用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率有显著的提高。同时，要搞好传染病防治队伍和医用废物废水的专业处置队伍的建设。全省医疗机构中现已建成的医疗污水处理设施要正常运行，不得闲置。对擅自停用设施和长期未按规定建设设施的医疗单位要依法给予处理。各地要继续抓紧抓好疫病控制系统和城市垃圾处理场、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并达到国家的要求和规范。不断提高城市及乡村公共卫生管理、环境管理的水平和应对突发性疫情等自然灾害的反应能力，提高人群生存的环境质量。这是减少疫病发生和流行，提高预防和救治水平的根本大计，决不能等闲视之。
五、各级卫生、城建、环保、工商、物价、农业和公安等有关部门要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恪尽职守，协调一致，加大对抗击非典的有关各项工作监督检查的力度。要严厉打击借非典之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牟取暴利等扰乱市场的行为。要依法维护公共卫生和环境安全，加大对企业污染防治的监管力度，加大对单位和个人破坏公共卫生、环境安全行为的惩治力度，防止各类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当前，要进一步加大对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检查，加强对城乡公共卫生、环境安全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使用情况的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努力使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和卓有成效。
六、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地区人大工作机构要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强化执法监督工作，全力支持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的有效措施。要加强对传染病防治法、环境保护法和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强对当地抗击非典各个环节工作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要进一步加大对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各种污染的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及时发现疫病控制和公共卫生、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依法提出整改建议，督促地方政府解决，防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努力保护城乡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存环境安全。全省各级人大代表作为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要认真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宣传各项防治措施，调动公众参与防治工作的积极性，切实起到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率先垂范，无私奉献，为抗击非典斗争做出不懈的努力。
会议号召全省人民，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指挥下，坚持抗击非典和经济工作两手抓，团结一心、扎实工作、共同奋斗，夺取抗击非典和发展经济的双胜利，努力把山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