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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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图书报刊音像市场管理条例

　（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９日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繁荣文化市场，加强对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发行、出租和放映的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的发行、出租和录像放映，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图书报刊，是指书籍、报纸、刊物、画册、图片和年历等出版物。
　　本条例所称的音像制品，是指以盒式录音录像带、磁盘或其他物质媒介为载体的各种录音录像出版物。


　第四条　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的发行、出租和放映，必须遵守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第五条　鼓励发行反映改革与建设成就，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尊重社会公德，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陶冶高尚情操，有益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


　第六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发行、出租和放映管理工作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开展社会监督，依法管理本市图书报刊音像市场。
　　对在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经营和市场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以及举报、揭发违法活动有功的单位、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和图书报刊音像市场主管机关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七条　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机关是本市图书报刊音像市场的主管机关，负责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发行、出租和放映的监督管理工作。
　　区（县）文化、广播电视行政机关是本行政区域内图书报刊音像市场的主管机关，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第八条　公安、工商、海关等行政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对图书报刊音像市场进行管理。


　第九条　邮政、铁路、民航、交通等部门应当协助图书报刊音像市场主管机关进行管理。


　第十条　图书报刊音像市场主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依法办事，维护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经营者、放映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管理监督


　第十一条　经营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发行和出租业务，必须报图书报刊音像市场主管机关审核批准，领取经营许可证，并持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领取营业执照。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经营者歇业或者变更登记事项，必须按原审批程序办理注销或者变更登记。


　第十二条　申请从事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发行和出租业务的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营业条件，网点设置应当符合本市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发行的发展规划。
　　申请从事批发业务的单位，必须有上级主管部门，并有一定业务水平和文化知识的管理人员。
　　集体单位不得经营录像制品。


　第十三条　个人申请从事图书报刊零售和出租业务，除符合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外，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常住户口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个人不得经营图书报刊批发业务和音像制品。


　第十四条　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的经营者，不得超越核准的营业范围。


　第十五条　外地单位未经本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机关和有关部门批准，不得在本市经营图书报刊音像制品。


　第十六条　对在本市销售、出租的宣传煽动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的和宣扬淫秽色情、封建迷信、凶杀暴力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及国家明令禁止的其他非法出版物，必须严格查禁。


　第十七条　对在本市销售、出租的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查禁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图书报刊音像市场主管机关可以采取停售、暂扣和封存措施。
　　被停售、暂扣和封存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属于市属出版单位出版的，由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机关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属于中央国家机关主办的出版单位出版的，由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机关报国务院主管部门处理；属于外地出版单位出版的，由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机关通知当地有关主管部门处理。


　第十八条　图书报刊音像制品零售单位必须从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批发单位进货。
　　个体书店和书摊必须从本市图书报刊批发单位进货。


　第十九条　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的广告、价格和进出口管理，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在公园、展览馆等公共场所举办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展销活动的，必须先经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机关批准，再按商品展销管理的有关规定申报审批。
第四章　录像放映管理




　第二十一条　本市城乡文化馆、俱乐部等文化宣传单位，从事录像放映业务，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并经市广播电视行政机关批准，领取录像放映许可证。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录像放映业务。
　　外地录像放映单位不得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录像放映业务。


　第二十二条　设立有线电视的单位，一律不得放映属于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禁止的录像节目。


　第二十三条　开展录像放映活动的单位，必须从合法的录像制品经营单位购租录像节目带，不得从事复制经销活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未领取经营许可证经营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的，由图书报刊音像市场主管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经营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非法所得，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


　第二十五条　未经批准从事录像放映业务的，由广播电视行政机关予以取缔；视情节轻重，没收录像放映设备，处以罚款。


　第二十六条　转借、出租、涂改经营许可证、录像放映许可证的，由图书报刊音像市场主管机关给予警告、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七条　未经批准从事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批发业务或者其它超越核准营业范围的，由图书报刊音像市场主管机关会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收非法所得，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第二十八条　违反图书报刊音像制品进货规定的，由图书报刊音像市场主管机关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非法购进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并可处以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图书报刊音像市场主管机关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罚款，没收违禁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非法所得和录像放映设备，吊销经营许可证，并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属于投机倒把行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予以处罚。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有关出版、印刷、广告、价格和进出口管理规定的，由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机关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图书报刊音像市场主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经营者、放映者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视情节和后果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中关于罚款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０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法美学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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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国滢 　

　　（一） 　

　　或许是由于工业化和商品化时代滥用理性和“计算”规则的缘故，我们现在已愈来愈丧失了黑格尔所称谓的“理念的感性显现”（审美）的能力。崇高物象的心灵激荡，“无利害感”的游戏冲动，诗歌语言引动的惊异与纯喜，无限想象的自由伸展的渴望，“风格”、“趣味”的体验与追求，以及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描绘的“酒神状态的迷狂”[1]，似乎也渐渐远离了我们感性直观的视野。以至于，当我们从艺术和美学的观点来审视被高度理性化的意志所宰制的所谓“法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着那些把法学作为纯规范科学的专家们的指摘，“法美学”的理论旨趣甚至可能会被看作是“不伦不类的妄议”而遭受讥讽，被排拒于法学神圣庄严的殿堂的大门之外。人们难以接受的事实是：法律怎么能够成为美学或艺术的“视之对象”呢？ 　　 　

　　所以，当德国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在其《法哲学》（1932年德文版）一书中主张通过文学创作和艺术作品来认识法律的本质，并且要求建立一门法美学（Aesthetik des Rechts）之时，他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法的世界”和“艺术（美）的世界”之间的隔膜给现代人类的心性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拉德布鲁赫指出，随着文化领域的特定化，法与艺术逐渐趋于分化，甚至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法是文化构体（Kulturgebilde）中属于最为僵化的一种，而艺术则是变动的时代精神最为灵动的表达形式，两者处在自然的敌视状态。那些富于才情的浪漫诗人甚至咒骂法律，把它们看作是“每时每刻折磨人的心灵、令人恐惧的东西”[2]。我们在学术史的发展中发现：正是由于法律和艺术（美）分属不同的精神领域的缘故[3]，那些早年抱持“寻找一份体面的职业”投考法学院的才华横溢的学子们（如歌德、席勒、马克思、雅斯贝尔斯），不堪承受法律所造成的“心灵的折磨”，后来又纷纷放弃从事法律职业。 　　 　

　　不可否认，法学是反映人的经验理性的学问，是人的法律经验、知识、智慧和理性的综合体现。自然，法学也可能会渗透研究者个人的感性的观察和领悟，但它绝不是个人感情的任意宣泄。就其本性而言，法学是与一切展现浪漫趣味和别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法律活动愈来愈趋向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学与法律的语言经过法律专家们的提炼、加工，已经演变成不完全等同于“日常语言”一套的复杂的行业语言。在谈到其特点时，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的语言是冷静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声调；法律的语言是刚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说理；法律的语言是简洁的，它排除了任何学究之气（Lehrabsicht）。”[4] 　　 　

　　我们还可以说，法律的语言具有精确的意义和所指，但由于它们是需要专家操作或“表演”的语言，是一种由高度发展的文字伪饰过的语言，它们也就不那么贴近人们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而总是与普通人的感性直观保持着一种“距离的间隔”，有时甚至会抑制人们通过审美的自由追寻“终极愉悦”（极乐）的那种渴望和冲动。这样，至少就近现代的所谓“法学家的法”（Juristenrecht）而言，它们表面上愈来愈丧失了令普通人感到亲和愉悦的直观的趣味，这亦无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独特的审美的性质和价值。 　

　　（二） 　

　　历史悠远的距离所造成的朦胧感，可能会唤醒我们现代人心灵中一丝尚存的审美意识，促使我们去探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亦法亦歌”的规则，研究那种与人类的感性正义观念浑然一体的生动的“活法”（lebendiges Recht），甚至也会对那些与我们的性情和认知完全隔膜的现代法律（法典）或司法活动产生审美的兴趣。 　

　　感谢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他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能力感”的时代，写下《新科学》（scienza nuova）一书，把我们的心性带到古代如梦如幻的精神世界，使我们感受到先民那种不同于技术理性和数学方法之“诗性智慧”及其创造物的魅力。“诗性的经济”、“诗性的伦理”、“诗性的政治”、“诗性的宇宙”，如此等等的语言背后的意义空间所展示的图景，至今仍然在我们受技术宰制的心灵里产生震颤。 　

　　维科以其独特的语辞分析和生动的笔调描绘出“法”起源的自然意象。他关于古罗马“法”（ius）一词的诗性推论，透现着对法律的一种审美情感。维科指出： 　

　　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5] 　

　　其实，在更早的时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已经隐约地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柏拉图把“法律和社会组织的美”视为一种居于较高层次的“美”[6]；在他看来，建立一个城邦的法律是比创作一部悲剧还要美得多，最高尚的（悲剧）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立法者（如斯巴达的莱库古和雅典的梭伦）才是伟大的诗人，他们制定的法律才是伟大的诗。[7] 　

　　晚出于维科的德国著名童话作家（《格林童话》的著作者之一）、历史法学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于1816年发表长篇论文《论法之诗》（Von der Poesie im Recht），从诗性的法律语言、法律象征、诗歌形式诸角度考察了法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诗性规则（法律的韵律）。他在文章的开篇即表达了与维科相同的观点： 　

　　法和诗相互诞生于同一张温床。……的确，两者的起源都建立在两种本性之上：一种建立在惊奇之上，一种建立在信奉之上。这里的惊奇，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任何一个民族法律和民歌的开始。……所以，诗中蕴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中也蕴涵有诗的因素。[8] 　

　　也许是受雅可布·格林等一批法律史家所开创的研究传统的影响，“法与诗歌”、“法与戏剧”、“法与绘画”、“法与美”等等论题，亦间或地进入德国晚近的法学家们的理论视野。总体上讲，德国人对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问题，已经作了尽可能广泛的讨论。这里，仅列举其代表性成果之要目，以便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历史法学派的后期领衔人物奥托·冯·祁克（Otto von Gierke）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Der Humor im deutschen Recht，1871）； 　

　　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首创人约瑟夫·柯勒（Josef Kohler）著《在法学舞台前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vor dem Forum der Jurisprudenz，1919）； 　

　　齐特尔曼（Zitelmann）著《作为艺术的法学》（Die Jurisprudenz als Kunst，1904）； 　

　　 T·施泰因贝格（Theodor Sternberg）著《法律中的笑话》（Der Witz im Recht，1938）； 　

　　 G·缪勒（Georg Mueller）著《我们民族诗歌中的法与国家》（Recht und Staat in unserer Dichtung，1924）； 　

　　 A·巴拉赫（Adolf Bachrach）著《法律和想象》（Recht und Phantasie，1912）； 　

　　汉斯·费尔（Hans Fehr）著《绘画上的法》（Das Recht im Bilde，1923）；《诗里的法》（Das Recht in der Dichtung，1931）；《法律上的悲剧》（Die Tragik im Recht，1945）； 　

　　 H·施托克哈默（Hubert Stockhammer）著《作为科学的美学和法学》（Aesthetik und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en，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