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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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果洛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条例（2009年修正本）

（1994年4月25日果洛藏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5年1月13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2009年4月23日果洛藏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 2009年5月22日青海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修订 2009年6月10日果洛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号公布 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草原的保护、管理、建设和合理利用，改善生态环境，发展高原生态畜牧业，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州、县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草原监督管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草原管理工作，根据需要可以设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草原监督检查工作。

林业、环保、水利、国土资源、发展改革、公安、气象、工商、建设、交通、旅游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草原保护和建设的相关工作。

第三条 州、县、乡（镇）人民政府对在草原管理、保护、建设、利用和技术推广等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草原权属

第四条 本州境内的天然草原（草山、草地、草坡及疏林草地、灌丛草地）和人工草地（改良草地和退牧还草地）属于国家所有，可以依法确定给全民所有制单位或者集体经济组织长期使用。

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的草原按隶属关系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认使用权，核发证书，并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监督下，依法进行经营、管理和建设。

依法确定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草原，可以承包到家庭或者联户经营，乡或牧委会为发包方，家庭或者联户为承包方。

承包草原应当相对集中连片，留出牧道、饮水点及配种点等公用草原。

第五条 在草原承包经营期内，不得对承包经营者承包的草原进行调整。因自然灾害严重损毁承包草原等特殊情况，个别确需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牧委会牧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牧民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六条 草原承包经营期限一般为五十年。承包经营草原，发包方与承包方必须签订合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撤销。

承包经营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使用草原、从事畜牧业生产的经营自主权；

（二）承包经营期内按有关规定享有对其草原上的国家二级保护和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冬虫夏草、贝母、当归、大黄等）的采集及其收益权；

（三）接受国家生态补偿和草原建设资助的权利；按规划自筹资金自主建设草原的权利；

（四）承包草原被依法使用或受到人为破坏的，依法获得补偿和赔偿的权利；

（五）享有对违反草原法律法规、破坏草原的行为进行监督、检举和控告的权利，在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时，请求处理及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

（六）享有依法流转、法定继承人继承草原承包经营权的权利；承包期届满后，原承包经营者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包权；

（七）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实施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的草原承包权不变。

承包经营者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草原法律法规，自觉履行承包合同，坚持以草定畜，服从草原建设统一规划；

（二）严格执行州、县政府有关二级野生植物的采集规定，保护、建设和合理利用草原；

（三）接受草原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

第七条 草原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经营者因迁出、转产、牲畜大量减少或无力经营畜牧业生产的，经原承包方申请，发包方同意，可依法解除承包合同，或允许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

草原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可以采取转让、转包、出租、互换、入股等形式，应当遵循自愿、有偿、合法的原则。未实行承包的草原不得流转。

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优先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进行，由承包方和第三方共同向发包方提出申请，经发包方同意后，方可流转。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流转的，由承包方和第三方共同向发包方提出申请，经牧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牧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方可流转。采取转让形式流转的草原，需向县级人民政府申请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草原流转的期限，不能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属于原承包方投入部分的草原设施，经原承包方与第三方共同协商，由第三方给予原承包方合理补偿。

第八条 国家和集体投资修建的房屋、配种站、水井、水渠等草原设施由承包方管理、维护和使用，也可折价归承包方所有；由国家补助、承包方自筹资金建设的草原设施，归承包方所有。

第九条 遇到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需要临时调剂使用草原的，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由双方协商解决。需要跨行政区临时调剂使用草原的，由其上一级人民政府组织协商解决。

第十条 草原权属发生争议时，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由有关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破坏草原及其设施，不得改变草原利用现状。

第三章 草原保护

第十一条 自治州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草原实行禁牧、休牧或划区轮牧制度。县级人民政府应在具备治理措施、减畜补贴以及转移人员安置方案和后继产业配置等政策措施的条件下，确定禁牧、休牧的区域、期限和解除办法并予以公告。

第十二条 禁止在禁牧、休牧的草原上进行畜牧业生产活动。县人民政府应当在禁牧、休牧区设立管护站点和公益性管理岗位，并优先安排原草原承包经营者从事管护工作。

第十三条 禁止开垦草原。建立人工草地、饲草饲料基地应当在已垦草原或者在严重退化的草地上进行，并应当符合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

第十四条 在草原上从事采土、采砂、采石等作业活动，应当报县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向草原承包经营者给予补偿；开采矿产资源的，并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续。作业活动结束后，应当限期恢复草原植被或者委托草原监督管理机构代为恢复。

第十五条 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不得侵犯草原承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不得破坏草原植被。

第十六条 采集国家二级保护和省重点保护草原野生植物，实行采集证制度。采集证由省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有效期限为一年，由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核发。

采集国家二级保护和省重点保护草原野生植物的人员，在向草原承包经营者支付草原补偿费，并向草原监督管理机构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办理采集证后，方可在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区域内采集。

第十七条 自治州禁止外来人员在州境内采集国家二级保护和省重点保护草原野生植物，限制跨州行政区域采集。本州行政区域内，需跨县、乡（镇）采集的，在征得产区县人民政府和草原承包经营者同意后，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保护性采集。禁止草原承包经营者私自招揽外来人员进行掠夺性采集。

第十八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在野生植物采集期间，可在本行政区域内重点出入通道设立季节性临时检查站，检查、劝阻跨州行政区域采集国家二级保护和省重点保护草原野生植物的人员。

第十九条 禁止非法捕杀、买卖和运输草原上的鹰、雕、隼、猫头鹰、沙狐、狐狸、猞猁、棕熊和鼬科等动物及其他益鸟、益兽、益虫等草原鼠虫害天敌。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草原生物灾害监测预报机构，加强草原鼠虫害、毒害草预测和防治工作。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加强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防止废水、废气、废物污染源对草原环境的污染。禁止在草原上使用剧毒、高残留以及可能导致二次中毒的农药制剂。

造成草原污染的，当事人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草原防火责任制，加强草原火情监测，提高火灾消防能力。每年9月15日至翌年6月15日为草原防火期。

第四章 草原规划与建设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对草原保护、建设和利用统一规划。县级人民政府编制本行政区域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对严重退化的草原，应列为草原建设规划重点。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建立草原调查制度，完善草原生态监测预警系统。每五年进行一次草原生态及基本状况调查，及时为本级政府提供动态监测和预警信息服务。

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当支持、配合草原调查，如实提供相关资料和数据。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鼓励、支持和引导农牧民进行以牧民定居、牲畜棚圈、饲草料基地、草原围栏和人畜饮水工程等为主要内容的草原基本建设。对自筹资金建设草原基础设施投资比例超过40％的个人，各级人民政府优先安排国家草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鼓励单位和个人采用免耕补播和草原施肥、灌溉等保护草原原生植被的方式改良草原。

支持和鼓励当地牧民参与草原生态项目建设，增加经济收入。

鼓励、支持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投资保护、建设草原。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草原利用

第二十六条 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合理利用草原，不得超过县级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草原载畜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草原生物量科学、合理地核定草原载畜量。

草畜平衡的核定每五年一次，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草原承包经营者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州、县草原监督管理机构每年11月15日至翌年5月15日进行草原载畜量抽查核定工作。

第二十七条 牲畜饲养量超过核定的草原载畜量的，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当采取种植人工饲草（料）和贮备饲料、舍饲圈养，加大牲畜出栏，优化畜群结构，依法进行草原使用权流转等措施，实现草畜平衡。

第二十八条 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合理配置畜群。严格按乡（镇）、牧委会规定的转场时间，统一转场，不得在冬春草原上长期滞留放牧，对草原进行掠夺式利用。

第二十九条 疏林草原和灌丛草原承包经营者应遵守有关森林资源保护的规定，适时合理利用灌丛和疏林草原。

第三十条 因建设使用草原的，应当依法办理草原使用审核审批手续，由用地单位向草原承包经营者支付草原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并向草原监督管理机构交纳草原植被恢复费。

草原植被恢复费专款专用，用于恢复草原植被。草原植被恢复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按省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修路、修筑地上地下工程、勘探、钻井、开辟便道等临时占用草原的，按审核审批权限办理，并按规定的时间、区域和作业方式进行。临时占用草原十公顷以上不足三十公顷的，由州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临时占用草原不足十公顷的，由县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临时占用草原的单位，应给予草原承包经营者一次性补偿，并按照规定向草原监督管理机构交纳草原植被恢复费。

临时占用草原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和构筑物。占用期满，用地单位应当到原批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第三十二条 在草原上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确需使用草原十公顷以上三十公顷以下的，由州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低于十公顷的，由县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直接为保护草原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是指：

（一）生产、贮存草种和饲草饲料的设施；

（二）牲畜圈舍、配种点、剪毛点、药浴池、人畜饮水和乡村道路工程；

（三）用于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业生产发展方面的科研、试验示范基地；

（四）草原防火和灌溉设施。

第六章 草原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单独设立草原监督管理机构，其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草原法律、法规和规章，监督检查草原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贯彻执行；

（二）依法承担草原保护的执法工作，对违反草原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进行查处；

（三）受同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办理草原承包经营权、草原使用权的登记、造册和发证工作；

（四）负责草原权属争议的调解；

（五）负责草原动态监测工作，指导监督草畜平衡工作；

（六）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草原防火的具体工作；

（七）办理其它有关草原监督管理事宜。

第三十四条 草原监督检查人员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相关的文件和资料，进行查阅或者复制；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对草原权属等问题作出说明；

（三）进入违法现场进行拍照、摄像和勘验；

（四）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反草原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草原监督管理机构的执法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三十六条 草原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监督检查工作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给予支持、配合，不得拒绝或阻碍草原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草原及其基础设施的义务，享有对违反草原法律、法规和规章，破坏草原及基础设施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举和控告的权利。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各级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和草原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关部门或者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罚：

（一）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流转草原的；

（二）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使用草原的；

（三）非法开垦草原的；

（四）在生态脆弱和严重退化、盐碱化、荒漠化、水土流失的草原上采挖植物或者破坏草原植被的；

（五）未经批准或者未按规定的时间、区域和采挖方式在草原进行采土、采砂、采石、采矿等活动的；

（六）临时占用草原期届满，用地单位不予恢复草原植被的；

（七）未经批准，擅自改变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的。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在禁牧、休牧的草原上放牧的，由县级以上草原监督管理机构给予警告，并处以每只羊单位20元以上3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草原植被破坏前三年平均产值六倍以上十二倍以下罚款；给草原承包经营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或草原监督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给草原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承包经营者以出售、出租沟、滩、山等草原，私自招揽人员在草原上采挖国家二级保护和省重点保护草原野生植物或者严重破坏草原植被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3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草原监督管理机构配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五条 破坏草原基础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草原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以1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给草原承包经营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倒卖国家投资建设草原基础设施和物资的，由公安、工商部门配合草原监督管理机构依法查处，并处以草原设施和物资造价一至五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在草原载畜量核定期间超载放牧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草原监督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超载不足30％的，每只超载羊单位处以10元的罚款；

（二）超载30％以上不足60％的，每只超载羊单位处以20元的罚款；

（三）超载60％以上的，每只超载羊单位处以30元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不按草畜平衡责任书规定时间转场的，由乡人民政府责令转场。对逾期不转场的草原承包经营者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不按规定期限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草原监督管理机构责令限期补缴；逾期仍未缴纳的，每日加收3‰的滞纳金。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论合同自由原则

齐艳铭 （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100037）


引 言
历史跨入到21世纪，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新世纪伊始，中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为中国走近世界、了解世界、融入世界提供了无限空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不仅仅直接冲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今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尚不发达的私法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合同法作为私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法律制度，无疑受到的冲击更大。而“合同自由”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灵魂，在今天，我们来探讨合同自由的价值则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合同自由的含义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合同自由的含义；具体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
内容：　
　　第一、缔结合同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第二、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此种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缔结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与其相分立。例如，在现代社会某些公用事业服务领域不存在竞争，公用事业组织利用其垄断地位，以标准合同方式从事交易时，消费者则别无选择。也就是说，他们很难享有选择订约伙伴的自由，但他们毕竟享有订立契约的自由。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和缔结合同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也正是这种区别，使我们看到，要真正实现该项自由，必须以市场交易中有大量的参与主体存在为前提。因此，这项自由能否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关键在于有一个充分的完全竞争市场存在。
　　第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但是，合同的内容若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将被宣告无效。
　　第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如前所述，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通过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因而，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第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古代法律曾经十分注重合同的缔结形式及程序，如古罗马法对买卖的仪式做了具体规定，被称做“曼兮帕蓄”。（１）近代法律则崇尚形式自由，随着经济生活节奏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便捷、经济，从而在合同方式的选择上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２）
二、合同自由原则在新合同法中的体现
在新合同法出台之前，中国处于“三法鼎立”的局面。三部旧合同法带有很多计划经济的痕迹，他们强调国家有权干预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严格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取代旧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进步，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合同管理方面，新合同法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政府对合同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合同管理，而合同管理是与合同自由相矛盾的。从合同管理制度的产生来看，它反映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要求和观念，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而且，合同管理明显属于公法的范畴，新合同法作为私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是不能予以规定的。原经济合同法设有“经济合同的管理”一章，而新合同法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取消合同管理一章，只规定第127条列入总则。可见，从立法体例上看，相对于旧法而言，新合同法已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二）、在合同的订立程序方面，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国合同立法中系统、完整的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
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必须程序，一方面，这一缔约制度包含了当事人意志自由、双方的合意本身即可构成合同并产生相当于法律效力的思想，是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要约与承诺制度所具有的严格的程序性，又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三）、对合同形式的规定，新合同法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
原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经济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3条）。涉外经济合同法也规定，涉外经济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至于口头合同和其他各种非书面合同是否应被法律允许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合同法对合同的形式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该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并且新合同法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对以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订立的合同也予以认可。应该讲，这是新合同法在合同形式方面的重大突破，这不仅适应了现代商业运作的便捷和经济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缔约自由。
（四）、在合同内容方面，新合同法对合同主要条款只做一般性规定，使得当事人有充分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
原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经济合同应具备以下条款… …”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从立法语言上来看，经济合同法规定较强硬，涉外经济合同法较之有所松动，但二者均将合同主要条款作为合同成立的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有权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新合同法第12条明确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可见，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
（五）、在合同效力认定方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新合同法对可撤消合同范围的规定。
所谓可撤消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因意思表示不真实，因此经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撤消该合同，使其发生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大陆法国家大多将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归入可撤消合同的范围。而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在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可以经利害关系当事人的请求，撤消该合同，使其发生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可见，我国民法并未将因欺诈、胁迫以及乘人之危等原因做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作为可撤消合同来对待，而是作为无效合同来处理的，这一点与国际通行立法是有差距的。而新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使可撤消合同的范围扩大到了因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等原因做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这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愿，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也达到了与国际接轨。
（六）、在违约责任制度方面，新合同法充分体现合同自由。
违约责任，又称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因违反合同债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违约责任的承担，主要是通过支付违约金的方式得以实现。合同违约金在原经济合同法与涉外经济合同法中有不同的规定。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应起到威慑合同违约的作用，因此违约金的作用应是惩罚性，赔偿性仅居第二。（见经济合同法第31条）涉外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只能用以赔偿损失，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双方均无权对对方进行惩罚。（见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9条）新合同法基本上采纳了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观点，对违约责任的规定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任意性（见新合同法第114条第1款），即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一方的违约责任可以做出事先安排。具体表现在，当事人可以事先约定违约金的数额幅度，也可以预先约定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对于违约责任的事先约定，从根本上说是合同自由原则决定的。而原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具有惩罚性作用的观点明显带有国家意志向合同违约责任制度渗透的倾向。因此说，新合同法在违约责任制度中，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
（七）、在平衡当事人意志与国家意志方面，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意志，即在不违反法律与社会公德的前提下，当事人意志较国家意志优先适用。
一部详尽规定的合同法均要求当事人的意志无条件服从国家意志，无异于国家在替当事人订立合同。新合同法较好的处理了二者的关系，允许当事人的意志在一些条件下不同于国家意志，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规定了大量的“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的条款和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条款。
2、新合同法的一些规定只适用于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也就是说，只有当事人意志不明时，某些国家意志才得以适用。例如新合同法第306条规定：“托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包装货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适用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由此可见，合同法的这些规定，不能优先于合同当事人的约定，只有在当事人约定不明、其意思内容依法不能确定时，才作为当事人意思表示空白的补充来适用。
三、诚实信用—矫正合同自由
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人类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原先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不复存在。随着垄断的出现，劳动者与雇主、大企业与消费者、出租者与租借者之间地位的不对等日益明显，彼此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反映在民法领域，传统民法所推崇的合同自由原则受到怀疑。对合同正义的追求，成了现代合同法矫正合同自由的一把锐利武器，这种矫正主要体现在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
合同自由原则以个人为本位，诚实信用原则则以社会为本位。所谓诚实信用，其本意是自觉按照市场制度中对待的互惠性原则办事。（３）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均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４）我国新合同法明确确立了这一原则（第6条），并且，新合同法将这一原则贯彻到整部合同法当中，使之非常丰富，而不是流于一句空洞的口号。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合同成立前，规定先合同义务。
传统民法认为，只有合同成立后双方当事人才互负权利义务。而现代合同法则规定合同成立前，双方当事人之间已形成“合理信赖利益”由此派生出相应的协作、通知、照顾、保护及保密等附随义务。这种附随义务在合同订立阶段称为先合同义务，违反此义务的当事人应承但缔约上过失责任。新合同法第43条对保密义务的规定便是典型的先合同义务，第42条则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
（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规定附随义务。
新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又规定：“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三）、在合同终止后，规定后合同义务。
传统民法认为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而现代民法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更周到的保护当事人利益，创设出后合同义务。如新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作、保密等义务。”
诚实信用原则有效弥补了合同自由对合同正义背离的不足，因此，诚实信用原则被奉为“帝王条款”而得到遵守。
四、确立合同自由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人们对合同自由造成了诸多误解，合同自由做为社会主义计划原则的对立面受到众多指责。例如，1981年经济合同法第4条将遵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做为订立经济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第7条也确认凡违反国家计划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可见，合同自由在当时并未得到认可，甚至一度被当成资产阶级民法理论加以批判。直到民法通则出台以及1993年修改经济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则才逐渐得到认可。新的统一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可以认为是对合同自由的规定，尽管仍未使用“合同自由”一语，但这部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得以确立，在中国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