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好2005年农资打假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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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05年农资打假工作的意见
农业部 公安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关于做好2005年农资打假工作的意见
农市发[2005]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林、农牧、农垦、畜牧兽医、渔业、农机化）厅（局、委）、发展改革委（计委）、经贸委（经委）、公安厅（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供销合作社：
2004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各地、各部门密切配合、扎实工作，农资打假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总体看，农资质量水平有所提高，市场秩序逐步好转，但非法制售假劣农资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假劣农资坑农害农事件时有发生。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要求，现就2005年农资打假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增强农资打假工作的责任感
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农资质量优劣直接关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产品竞争力增强，也关系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大力整顿和规范农资市场秩序，既是政府部门切实履行市场监管职能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农资产业健康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深入开展农资打假工作，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进入新阶段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切实保护农民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体现执政为民的具体行动。各地、各部门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准确把握当前农资市场形势，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结合当地实际，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把农资打假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列入日常议事日程抓紧抓好。
二、理清思路，进一步明确农资打假的目标
2005年全国农资打假工作的总体思路和目标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着力治本、标本兼治，打防结合、综合治理”原则，严把生产、流通和使用三个关口，大力促进放心农资供应，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行为。坚持突出重点和整体推进相结合，集中整治和制度建设相结合，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强化地方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增加农资打假投入，加大执法力度，做到统一部署，分工合作，上下联动，打假扶优。通过各地、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使农资市场秩序得到明显好转，非法制售假劣农资的违法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大案要案得到及时查处，因农资质量问题引发的农业生产事故大幅度下降。同时，积极引导建立新型农资产销机制，逐步扩大放心农资产品覆盖率，不断增强农资生产经营单位守法诚信意识，切实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
三、加强监管，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行为
（一）切实突出监管工作重点。在切实抓好七大类农资市场整顿的同时，以种子、农药、肥料、饲料、兽药为重点品种，集中力量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要将监管的重点和工作重心下移，加大县、乡农资批发市场、专业市场，以及乡、村农资集散地和经营单位（门店、摊点）的整顿力度，严厉打击非法制售假劣农资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要继续深入推进毒鼠强专项整治工作，逐步纳入日常监管。通过置换等方法开展清查收缴，千方百计地将仍流散在民间的毒鼠强等剧毒鼠药收缴上来；做好产销对接，抓好杀鼠剂供应工作，畅通杀鼠剂市场流通渠道；加强统一灭鼠工作，推广先进的灭鼠方法，巩固专项整治成果，切实防止反弹。
（二）大力整顿农资生产企业。要加强对生产企业的监管，强化企业法人作为农资质量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督促企业严格按标准组织生产，严格产品出厂检验，坚决杜绝不合格农资流入市场。加大执法打假力度，严肃查处无营业执照、无生产许可证、无生产批准证书、无国家强制性认证证书、无产品登记证、无产品批准文号的生产经营行为；严厉查处农资生产企业质量违法行为，坚决取缔生产假冒伪劣和有严重产品质量问题的农资企业。
（三）狠抓市场流通薄弱环节。根据目前农资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重要农时季节，组织开展拉网式检查。一要重点检查产品标签，严肃查处无产品登记证号、批准文号、品种审定、生产许可证号、经营许可证号、国家强制性认证标志，或虚假标注、随意扩大防治作物和对象范围、随意更改农药毒性标志，以及假冒仿冒产品商标等违法行为。二是要重点检查市场主体证照是否齐全，严肃查处无证经营、借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和不具备资格条件而经营等违法行为，坚决取缔无证生产企业，依法清理不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三是重点检查产品广告，严肃查处利用各种广告或媒体对农资产品质量、服务、功效、适用范围进行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四是重点检查产品质量。要扩大抽检范围，提高抽检密度，广泛组织开展农资质量抽检，并及时公布检测结果，集中清缴假劣农资和国家明令禁用农资，依法对违法经营单位严肃处理。
在市场整顿中，要在农资批发市场、专业市场和集散地推行市场开办者质量责任制，积极推动农资经销企业落实进货检查验收、索证索票、购销台账和质量承诺制度，督促经销单位做好售后服务，逐步规范农资生产经营行为。
（四）严肃查处一批大案要案。要对近年来假劣农资案件线索进行认真梳理，确定一批重点案件，组织力量集中查处。同时，继续组织开展明察暗访，狠抓重点地区和重点企业，对集中制假售假的地区加大整治和督办案件的力度，做好跟踪工作，坚决按照“五不放过”原则一查到底，严肃查处一批大案要案，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加大典型案件的曝光与宣传力度，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教育广大群众。要严肃责任追究，确保打击力度，对在查办制售假冒伪劣农资产品案件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要予以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要坚决依法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五）加快推进农资信用建设。要根据监督检查结果和市场主体资格审查、消费者投诉、公众评价等相关信息，建立监管对象诚信档案，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监管。对信誉好的企业要在证照年审、登记续展等方面给予扶持和鼓励，对失信企业要予以警示或限期整改，对违法次数多性质严重的企业要列入“黑名单”向社会公布并重点监控。要积极引导农资行业推行质量公开承诺制，切实加强行业自律。
四、扶优扶强，大力促进放心农资供应
（一）积极扶持一批优势企业。要认真落实国家对农资生产企业在税收、运输等方面的优惠措施，保证农资生产企业生产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支持优势企业发展农资生产。充分利用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各项政策，通过政府统一采购、招标投标等有效手段，鼓励生产企业与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对接，扶持优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二）加快完善农资营销网络。要在农资连锁经营企业中建立联系点，发挥联系点的示范作用，指导连锁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及时总结典型经验，因地制宜进行推广。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代理专卖、农资超市等现代流通组织方式和经营方式，不断完善农资营销网络。要鼓励经济实力强、管理水平高、诚信守法的农资经营企业依法到乡、村设立经营网点，扩大放心农资的覆盖面，提高放心农资的市场占有率。要结合当地实际，举办农资产品展销会、交易会等活动，加大农资产销衔接力度。
（三）及时推介一批放心产品。要采取得力措施，在春耕备耕期间及其他重要农时季节，及时发布农资质量和供求信息，充分发挥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和农资行业协会的作用，积极向农民群众推介新品种、新技术，引导农民群众选购放心农资产品。要发挥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纽带作用，带动和帮助农民购买放心农资。同时，要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和售后服务，开展技物结合活动，指导农民正确、科学选购和使用农资，防止因使用不当造成农业生产事故。
五、加强领导，完善各项保障措施
（一）落实责任，切实加强农资打假工作的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形成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分管领导同志具体抓的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农资打假工作的组织领导。要严格实行分级负责，层层建立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加强监督检查，积极开展农资打假考核评价工作。对工作不力，或发生重大假劣农资案件，造成农民严重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的地区，要及时报请有关部门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斗争部际协调小组将适时组成联合督查组对农资打假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和指导。
（二）明确分工，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各有关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大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力度。农业部门要充分发挥牵头与协调作用，各部门依据职责主动开展监管和打假工作。要加强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特别是县级各部门之间要及时通报信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切实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效能。行政执法机关要与司法机关经常性召开联席会议，通报大案要案，开展联合调查研究，及时解决农资打假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适用等问题。
（三）广泛宣传，努力营造农资打假工作氛围。要充分发挥舆论宣传在农资打假中的导向和监督作用，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刊等多种媒体，利用印发明白纸、宣传单、悬挂横幅标语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推介优质放心农资，树立农资品牌消费意识；介绍农资识假辨假和使用常识，广泛宣传农资法律法规，切实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组织曝光一批典型假劣农资案件，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形成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农资打假的工作氛围。
（四）增加投入，完善基层执法体系建设。要积极争取财政投入，稳定执法队伍，加强基层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队伍素质和能力，改善执法装备，规范执法行为。稳步推进县级农业综合执法试点，相对集中农业行政处罚权，提高农业行政执法能力。要主动研究建立部门间的联合执法协作工作机制，切实避免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加大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力度，涉嫌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五）完善制度，逐步建立农资打假长效机制。一要建立健全案件上报和重大案件督办制度。对重大的假劣农资案件，要及时逐级上报，不得瞒报、漏报。二要完善投诉举报制度。加强各级投诉举报受理机构建设，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落实投诉举报奖励，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农资打假工作。三要完善质量预警制度。对重点地区、重点市场、重点产品、重点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进行动态质量抽检，增强质量预警和防范能力。
农 业 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 安 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平凉市报批项目决策责任追究办法
甘肃省平凉市人民政府
平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凉市报批项目决策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
平政发〔2011〕2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中省驻平有关单位：
《平凉市报批项目决策责任追究办法》已经市政府第55次常务会议审定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平凉市报批项目决策责任追究办法
第一条 为健全报批项目决策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报批项目决策责任，是指全市报批项目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其在报批项目决策过程中，因决策错误应承担的责任。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县（区）两级报批项目管理部门及其行业主管部门（单位）。
第四条 报批项目决策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过责相当、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报批项目决策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并因决策错误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产生恶劣影响的，应当追究决策过错责任：
（一）决策单位或个人未按决策程序进行决策的；
（二）决策单位或个人超越法定职权实施决策的；
（三）决策单位或个人明知决策错误，未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的；
（四）决策单位或个人违反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实施决策的；
（五）应由决策单位负责人决策而不及时决策，或故意推诿、拖延，不做决策，从而影响项目实施并造成不良后果的。
第六条 根据损害后果轻重和影响大小，报批项目决策责任追究分为以下五种方式：
（一）责令改正；
（二）责令做出书面检查；
（三）给予通报批评；
（四）调离工作岗位或者停职；
（五）违反党纪政纪的，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追究方式，可根据过错情况单处或并处。
第七条 报批项目决策责任分为直接责任、主要责任和领导责任。承办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决策过错后果发生的，负直接责任；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未予纠正，导致决策过错后果发生的，审核人负主要责任，批准人负领导责任。
第八条 审核人改变承办部门负责人的正确意见，导致领导决策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责任。审核人应当报请而未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做出决定，导致决策过错后果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未经承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做出决定或者改变承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导致决策过错后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违规干预，导致决策过错后果发生的，指令、干预的领导负直接责任。集体研究决定，导致过错后果发生的，负责人负主要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所称的承办人，一般指具体办理决策事项的部门或单位主要领导；审核人，一般指主抓决策事项的负责人；批准人，一般指分管负责人或主要领导。依照内部管理分工规定或者经授权，由其他工作人员行使审核权、批准权的，具体行使审核权、批准权的人员，视为审核人、批准人。
第十条 根据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决策过错分为一般过错、严重过错和特别严重过错。
（一）对情节轻微，造成损害后果较小的一般过错的直接责任者，责令改正或者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负主要责任和领导责任者做出检查。
（二）对于情节严重，造成损害后果严重，影响较大的严重过错的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警告直至降级处分，并给予调离工作岗位或者停职处理；对负主要责任者，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对负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三）对于情节特别严重、造成损害后果特别严重、影响重大的特别严重过错的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负主要责任者，给予行政降级以上处分；对负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第十一条 报批项目决策过错责任追究，依照人事管理权限，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决定。
第十二条 报批项目决策过错责任追究机关经过调查，对过错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应当做出决策过错追究决定；对事实不清，或者无过错的，不予追究。决策责任追究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做出，并送达责任人和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对行政执法监督机关要求调查或者上级机关指令、责令调查的，应当将结果报送该机关。
第十三条 责任人享有陈述和申辩权。决策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在调查、处理中应当听取责任人的陈述和申辩。
第十四条 责任人对决策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处理决定不服的，可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提出申诉。
第十五条 对责任人的处分，应当报上一级主管机关、同级监察和人事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五年。
重塑公司治理制度的法治基础
李占荣
内容提要：文章指出，要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必须从公司之根本入手，重塑公司治理结构的法治基础和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
关键词：公司 治理结构 外部治理 法治基础
公司肇始于商品经济，成熟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并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是资本与劳动力的高度结合，所以公司治理应围绕劳动与资本的各个层面的关系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在我国当前的公司治理实践中，确实存在着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诸如“内部人控制现象”、“用脚投票机制失灵”、“利用假帐和虚假信息圈钱”等。为此，经济学界进行了诸多理论探索，设计了一些治理模式。但诚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H•米勒所言：“在公司治理问题上至今为止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答案”。由于从根本意义上讲，公司是一个法律范畴，是法律拟制之人，其设立、变更、终止、运行、发展无不系于法网上的某一个“结”，因此，要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必须从公司之根本入手，重塑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
重塑公司治理结构的法治基础
公司治理结构是处理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必须由法律来规制，重塑公司治理结构法治基础的关键在于使公司权力二元化：将劳动权利提升为劳动权力，并获得与资本权力等量齐观的法律地位。
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借鉴和移植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制度时应当以本国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采取扬弃的态度。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由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制度惯性决定的。西方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法权基础之上、使劳动成为资本的附庸、劳动者成为资本家的附庸，劳动权利成为资本权力的附庸。相应地，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体现广大职工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应有的法律地位。然而，在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无视广大职工作为劳动者应有的法律地位的现象，包括在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以国有股份为主导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劳动权利受制于公司里的各种与资本密切结合的权力。甚至在理论界也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把公司法人财产委托给董事会管理，董事会代表公司运作公司法人财产并聘任经理等高级职员具体执行；同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监督董事会、经理行使职权。”①
《 公司法》作为关于公司制度的基本法律，在对劳动者法律地位的规范上无所作为,根本没有在公司的组织机构上给劳动者任何法律地位，仅仅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监事会的法律地位。事实上,仅从公司的现实与未来发展来看，公司的利益相关者除了股东,董事会及其成员、监事会及其成员、经理人员以外,劳动者是一个永远无法绕开的主体.从纯理论意义上讲,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功能上的差别，尽管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判断孰轻孰重,但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从理论上给了我们值得借鉴和深入思考的参考答案.显然，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建立以公司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如果不赋予劳动者应有的法律地位，就无法克服公司治理实践中的 诸多困难。所以，要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首先要确立公司权力二元化的法治基础,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劳动者的法律地位，使劳动权利在公司治理结构层面上还原为劳动权力，并获得与资本权力等量齐观的法律地位。
具体地讲,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职工大会应当与股东会共同行使《公司法》规定的十二项职权中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以下五项职权：
（一）、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二）、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四）、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五）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做出决议。
以上职权的行使仅有股东会的批准是不够的，必须经过职工大会投票表决通过，反之亦然。在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中，由于是一人股东，所以不设股东会，因此除了在董事会和监事会设置职工代表董事和监事以外，应当让职工大会行使公司的最高权力并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相互配合，消除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实现二者的统一。由于我国的股份有限公司大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其国有成份较大，因此，可以由职工大会与股东大会共同行使《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十一项职权。通过劳动者法律地位的转变，劳动权利提升为劳动权力，并获得与资本权力同等的法律地位，重塑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法治基础。这种二元化的对立统一格局是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的理性选择和根本出路。
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一英镑股票是大英帝国的基础”，“员工持股计划”，“工人参与管理”等都是对劳动者权利的一种扩大，是一股“经济民主化”潮流。但由于缺乏相应的产权基础和制度支持，因而无法完成从“劳动权利”向“劳动权力”的质的飞跃。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将使得这一切顺利成章，可以说，公司制度在我国有着天然的成长土壤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重塑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
如果说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在于主要通过任意性法律规范和选择性法律规范建立起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制衡机制，那么公司外部治理的核心在于主要以禁止性法律规范为最终保障，辅之以相关制度，对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股东大会及职工大会）、执行机构（董事会）、监督机构（监事会）及代表机构（包括经理在内的公司行政部门）等利益相关者实施外部监督。在我国的公司监督机制中，除法律监督外，还包括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监督，党委和纪检部门 行使的党纪监督。然而，由于民主监督既缺少实体性法律规范也缺少与之相配套的选举、罢免、检举、控告和建议等程序性规定，因此几近形同虚设。而党纪监督由于对象和范围的局限性，只能对党员干部实施党纪监督，往往以党纪处分代替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且当董事和经理兼任党委书记时，该监督根本无法进行。法律监督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有很强的规范性、可操作性和普遍适用性，因此，它是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由于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在公司外部治理问题上存在若干缺憾，笔者认为重塑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刻不容缓，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尽快制定《公司监督法》，对公司实行体外监控。
任何法律都不是先验的、随意创造的，而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客观要求。我国公司外部治理的实践表明，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群龙无首、相互推诿、缺乏可操作性、权力寻租、职能交叉性的“虚监”模式，公司治理将陷入积非成是、积重难返的困境。作为经济机体细胞的公司自身难保，更遑论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制定《公司监督法》是现实的要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公司监控虽无专门立法，但其特点是监控层次少，监控主体单一，政资分离，诉权法定。这无疑增强了监控的透明度，有利于节约监控成本，更重要的是：加大了法律的监控力度。虽然我国的公司制度借鉴了西方的若干制度，但有着深厚的国情底蕴，即缺少法治传统。因此用立法的形式将监督主体、监督客体、监督内容、监督程序及监督责任法律化，建立起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法律监督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尽管我国自1999年四月开始在国有重点大型企业推行了类似于日、美、法等国稽查员制度的“稽察特派员”制度，但由于对特派员专业知识方面没有要求，（只对其行政级别有要求），有别于西方国家专家团式的稽查员。加之行政主导的惯性，缺乏法律在实体与程序上的保障，因此，该制度的效果仍不甚明显。总之，我国的公司监督机制必须从普遍意义上进行创制和完善，局部的改善和“特殊关照”只能使公司这样一个主要的市场主体出现身份上的差异，这也有悖于我国公平的法制原则。
2、修订《公司法》或通过司法解释增强“法律责任”的可诉功能。
可诉性是法律的基本特点，缺乏可诉性的法律就是“法律木乃伊”。《公司法》在第五十四条和第一百二十六条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监事会（监事）的职权：“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从法律逻辑上看，显然这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然而它都不具备可诉的功能，因为它没有赋予监事会（监事）相应的诉权。类似的情况还包括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显然是一个要求违法主体承担经济责任的法律规范。既然承担经济责任，首先应当有一个诉权主体，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来说，该诉权主体无疑是股东。其次，既然承担赔偿责任，“给公司造成损害”必然是经济上的，那么，对于虽违法但未“给公司造成损害”，是否也应追究一定的法律责任呢？况且，对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并无程序上的规定。另外，还存在诉权不充分的情况。《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当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该规定虽然明确了诉权主体，并赋予其要求法院“停止”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权，但未赋予其“求偿权”，该诉权显然是不充分的，必须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从近几年我国公司制度和证券市场的情况看，大股东、董事及经理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和资金优势侵害中小股东和广大职工利益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增强相关法律规范的可诉功能，消除违法成本是零的奇怪现象，使公司治理在法律的轨道上进行是十分必要的。
余论
公司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从根本意义上讲，它是一项法治工程。只有从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督机制两方面着手，才能标本兼治。事实上，重塑公司治理结构的法治基础还要涉及到公平与效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对立统一等法律问题，重塑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还包括完善程序法、建立绕开法人、直指自然人的责任制度等诸多问题，显然，这些不是本文力所能及的。所以，重塑公司治理制度法治基础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注释：① 参见梅慎实：《现代公司机关权利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作者：李占荣，男，1967年生，西北师大政法学院讲师。
